哲学运思

论说与论辩是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自中国哲学发端的春秋时期开始，思想家便不得不直面观点的多元性与差异性。J. J.克拉克（J. J. Clarke），这位考察西方思想史不同阶段对道家观念的接受与诠释的学者，认为有一个关于多元性背景的论述不容忽视：

这些论辩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来看：宽容的态度与多元主义的态度早已渗入中国文化生活的很多层面。这种文化态度直到晚近才为西方所接纳。（Clarke 2000：27）

克拉克指的是公元4世纪以降相对立的释道二家之间的论争。不过，在此之前已有儒、道、墨之间的论争，各派的思想家相与诘难。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出现了思想家相聚而争鸣的情形。著名的有稷下学宫。【关于稷下学宫的组织，存在一些争议。倪德卫（Nivison）等学者认为，稷下是一个专门的学术机构（1999：769-770）。此外，他们还认为许多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包括荀子（公元前313？-前218年？）和慎到（公元前390？-前315年）都属于稷下学宫。倪德卫还指出，稷下学者被禁止担任政治职务，他们只有建言献策的权利。然而，席文（Sivin）却认为，将稷下学宫当作一个正式的学术组织的看法缺乏有力的证据（1995b：19-26）。】所谓“稷”乃是战国时期齐国都城的一处城门。持不同见解的学者获得资助，云集于稷门附近。广招贤士的是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思想家的集聚（比如在稷下）与思想的激发促进了综合方法的发展。综合方法是汉代哲学的根本特征。从诸多不同的学派中吸收洞见，并把它们统入一个有活力的理论，这样的方法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哲学的核心特征。综合的进路明显不同于分析，后者注重理解特定理论背后的假设，论证其基本概念与观念的合理性。分析的方法力图将论证的基本要素区分并独立开来，而综合的方法则要把来自不连贯的、甚至可能是相左的理论的观念整合在一起。随着综合思维的广泛应用，其结果是，很多中国哲学家吸纳了来自自身传统以外的东西。中国哲学家方东美如此把握综合精神：“从家庭传统上说，我是儒家；就脾性而言，我是道家；在宗教和性灵方面，我是佛家。”（Fang 1981：523）

因此，研究中国哲学了解思想史非常要紧，这样才能抓住不同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在理解中国哲学的时候传统这一观念尤其突出，部分原因在于综合方法的运用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历史上的观念或者成为新学说的基础，或者被重新解释，或者被应用于各种论辩，或者被后人借为己用。这些进路对中国哲学内部不同派别的影响造成了论题、概念与观念的层层累积。因此，清楚刻画某一思想流派与其奠基者相联的原汁原味的特质绝非易事。所以，比起谈论清晰明确界定的各“家”哲学，更有意义的做法是谈论不同的哲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