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批评家应当清晰地陈述背景，并基于背景作出有价值的判断。这个背景也许是同一历史时期的其他剧作；也许是所有出色的剧作；也许是同一类型的作品--如悲剧，喜剧或情节剧；也许是通常的艺术，将作品置于其他表演艺术或甚至视觉艺术的背景下。重要的不只是简单地做出评估，还需要解释评估的依据。

戏剧囊括了范围很广的舞台演出，从低级的闹剧到高级的悲剧，所以这些演出的价值不单单是深度的问题，还有比较既定目标与达成状况的问题。如果一台演出的目的很清晰地定位在娱乐，我们则需要评判这部作品是否达成了娱乐的意图。同样，一台演出也可能自命不凡，声称自己有深度而实际上一无所有，批评家应当指出这一点。

必须记住，戏剧--以及其他艺术--批评是高度主观的。戏剧不像几何或物理，没有正确或错误答案；也不像数学，可以确知8×9=72。戏剧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坦率地说，一部作品是否深刻，是否感人以及是否写的精巧，聪明的人也往往持不同意见。剧作的结构确实有一些规则，布景和服装也有一套美学原则；但是，最终的检验标准还是，观众是否受到表演的感染，以及，某人认为一部戏剧作品是杰出的，或仅仅是循规蹈矩的--这都取决于旁观者个人的看法。

毫无疑问，批评家能够同时帮助解答这些问题。批评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尖锐的观点，以帮助观众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不盲目跟进批评家的观点，同时尽我们所能从他们那里学到知识，是对待批评的正确方式。

描述性批评与规范性批评

从历史上看，批评家通常采用两种不同的批评方式。第一种方式被称作描述性批评（descriptive criticism），即，批评家尽可能清晰精确地描述演出中发生的事情。第二种被称作规范性批评（prescriptive criticism），即，批评家不仅要描述发生的事情，还提供建议，有时甚至坚持强调应当做什么。

这两种不同的批评方式从古代起就出现了。公元前4 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分析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的悲剧。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科学家，因而他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描述悲剧：分解它的组成部分，记录各部分是如何运作的，以及给予观众何种影响。

还有另一种方式。公元1世纪，罗马作家贺拉斯尝试不仅仅描述戏剧，还制定它应当遵守的规则。换句话说，他想建立规则。如，他说悲剧和喜剧不应当混合在一部戏中，以及戏剧和诗歌应教化和取悦观众。

从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开始，批评家就趋向进入两个领域：要么是进行分析和描述，要么是设定规则。这种规范性倾向应当引起注意，因为它带来了一种危机：当批评家判断戏剧应该是什么样时，变得过度僵硬，充满道德说教，还排除了那些观众认为既有意义又带来愉悦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