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接手机的时候，还以为是那个出租屏幕的家伙通知我他已经上路，而且——这点非常重要——带着屏幕。

“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问妈妈，心里却被两种相互矛盾的责任撕扯着。我不能离开这里啊……

“等你到家了我再告诉你。快点来吧。我现在情绪很糟，天知道我会做出些什么事来。”

只好如此了。我合上手机盖，看了看安德烈娅，她显然已经猜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一切还好？”她咕哝道。

“我爸爸……”

我能从她脸上看出，她也以为我爸爸蹬腿了呢（就像他自己常说的那样）。（我这么说倒好像他真的死了。）

“噢，上帝呀……是……他是——？”

“哦，不，”我纠正道，“他还活着。”

“走吧，走吧，快走吧！”她把我推向门口，显然是认为我要到父亲病床前作临终告别。

“我不能走。这摊事情怎么办？”我指了指舞厅。

“我和摩西能对付，我还会给办公室打电话，把露丝叫来帮忙。看，你都做了这么多工作了，还能出什么岔子？”

正确的答案无疑应当是：我做了几乎所有工作。我组织大型活动已经有七年了，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场面，无论是会间休息时喝多了的发言者跌下讲台，还是教授们为争抢高档饼干而打架。

“是的，可是……”我昨晚还在威胁安德烈娅和摩西，要求他们今天一早必须出现在会场，哪怕是死了也要让我见到尸首，然而现在我却要临阵脱逃了——而且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