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机响了，我一把抓了过来。是科迪。“你看了书评了吗？”他问道。

“看了，你呢？”

“我也看了。”他停顿了一会儿。“对她来说是公平的。”

科迪小心翼翼地在莉莉和我之间维持着平衡。当重大争执发生时，他拒绝选边站。他不肯和我一起抱怨莉莉，那简直比让他在奥运会上为爱尔兰拿金牌都难。有一次他居然胡说什么莉莉从我这里偷走了安东，这将给她带来的痛苦比我还多。气死我了！理论上我能理解他的立场——莉莉从来没伤害过他——但有时候，就像今天，他的确戳到了我的痛处。

星期六上午，爸爸离开家已有五天了——五天呐——他还没有回来。我一直坚信到这时候他就该回来了。我以为他只是一时头脑发昏，再加上提拉米苏风波给他施加了压力，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恢复理智的。

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等待。等待他用钥匙开锁的声音，等待他冲进屋里高喊他犯了多么可怕的错误，等待着这倒霉的一切赶紧过去。

星期四那天我给他打了四次电话，请他回家来，每次他都说着同样的话——他很抱歉，但他不会回来。于是我想大概是我电话打得太多了，也许我和妈妈静默几天，倒会让他幡然醒悟。

一个星期。我将静默一个星期。到那时候他就会回来了。他怎么可能不回来呢？那真是不堪想象。

星期四和星期五我都没有上班。我没法去——妈妈的状况太让我担心了。但我在妈妈家也工作了。整个星期四我都在打电话、发传真、发电子邮件，督促达维妮娅婚礼的筹备工作。我甚至还见缝插针地往西雅图发了几封电子邮件，向苏珊倾诉。苏珊和我都一致认为，爸爸穿的外套不如以前，上面居然还有毛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