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能不能……”

“我没跟你说话呀，挺遵守课堂纪律的。”话还没说完，小米就无辜地把我噎了回去。

我也知道，自己对小米的不满来得挺浑不讲理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存在，而且恰恰因为无法明说，反而越攒越多，以致到了积郁难消的地步。大概在小米来我家住了一个月以后，我终于对她来了一次大爆发。事后想想，我的表现简直跟疯狗一样。

可笑的是，那天的爆发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我倒说不清楚了。反正绝不是小米率先惹的我。最初的原因，好像是在单位有点儿不痛快吧：那个团委干部出身的副头儿，在老岑没退休、肖潇没跳槽的时候，就老爱打我们的小报告，如今终于熬到了这个位置，不烧三把火就觉得对不起自己。他要求所有员工早上必须按指纹打卡，谁迟到了，就要把名字写到黑板上示众，而且赶上赈灾捐款的时候还得强制性地多缴二百块钱。对于这种政策，我和几个老记者自然开始说怪话，跟他抬杠：

“这个考勤方法不科学，要是残疾人没有右手怎么办？要是惹了黑社会让人把食指切了怎么办？还有，那天看报纸才知道，有些人天生就是没有指纹的，他们怎么办？”

“那你们说怎么办？”团委干部问我。

“验肛门吧。”我朗声道，“生物学上还有个结论，人的那个地方也有不可复制的纹路——固然，我拒绝男人验我。”

办公室的同事们哄堂大笑。那位青年才俊脸色铁青，做了个甩“水袖”的动作，像个旦角一样扭了出去。而没过十分钟，分管我们这摊儿的副社长就打电话叫我去“谈谈”了。

那次小规模批斗会的气氛远比我想象的凝重，副社长的语气简直堪称悲愤。这时我才想起来，他正是一位严重的痔疮患者，二龙路医院的常客。跟我谈话的时候，他必须不时欠起屁股来给患处减压。毫无疑问，团委干部向他控诉的时候肯定添油加醋了，使领导感到我的话是针对他本人的。

“我希望你能注意一个文化工作者的素养……用别人的伤病开玩笑，在美国是要上法庭的。”他颤声说。

“上次开‘宣传通气会’的时候，您不是还强调西方法治那一套在中国不适用么？”平日里，我对这位迷恋于坐办公室并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的领导同志也没什么恶意，但今天话赶话说到这儿，就死活不想对“他们”低头了。冷冷地噎了副社长一句后，我又一不做二不休地多了句嘴：“再有，我建议您以后别坐沙发了，从车队要一备用轮胎来当椅子坐得了——对您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