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上海女人，时兴追赶潮流穿长裤，系皮带。但杨绛仍然喜欢穿旗袍，撑一把阳伞，徐徐前行，温文尔雅。

钱瑗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从小就看了很多书。有一次，钱锺书出差很长时间，从外地回到上海，4岁的钱瑗都有点不认识他了。看他走进妈妈的房间，她就说：“这是我妈妈的房间。”钱锺书乐了，把她拉过来问：“那我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钱瑗说：“当然我先认识。我一生下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钱锺书哈哈大笑。

在上海，钱锺书用两年时间写完了《围城》。

1948年，牛津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先后邀请他去任教，但都被钱锺书婉拒了。

“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连在一起的……不是故国之外无世界，但不是我的世界。”

——钱锺书

1949年，钱锺书和杨绛重返清华大学。

1958年，杨绛决心自学西班牙语，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工作。那年她已经年近50岁。

岁月流逝，他们都慢慢老了。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小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锺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

——杨绛1966年，“文革”来了。杨绛被“揪”了出来。在千人大会上，她被扭到了台上，满脸通红，戴着白帽子。批斗她的人，要她说点什么，她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很着急，一个劲地跺着脚。

钱锺书在台下，看着自己的妻子这样受辱，他无能为力，所能做的，就是扭头，转身离开会场。

没过几天，钱锺书也被“揪”出来。罪名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