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批斗方便，他们索性自己在家制作了两块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几个字，然后穿好绳子。每天上班之前，他们把牌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一番，再不卑不亢地手挽手出门去，任凭路边的孩子们哄笑，他们仍旧昂首阔步。

杨绛被罚清洗厕所，她把积满陈年污垢的女厕所擦得焕然一新，把进去的人吓一跳，不禁心生敬意——这个扫厕所的女人，可是令人敬重的精通四国语言的大翻译家呀！

钱锺书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大字报旁边贴了一张小纸条为他澄清辩诬。这个勇敢的举动，被人发现了，她又被抓去批斗。

一天，有人来通知钱锺书，要他去参加国宴，“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锺书拒绝说：“我很忙，我不去！”来人很为难：“那么，我就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钱锺书说：“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

1969年，钱锺书被下放到河南干校。

杨绛和女儿、女婿流着泪去送他。

她帮他把一条补好的裤子装进包里，那条裤子，一补再补，补成了圈圈，钱锺书开玩笑说，以后不管去哪里，都不用带椅垫了。

钱锺书看着自己的妻子，多少年过去了，世事变迁，她已经不再是当年清华园里那个富家小姐了。她和他一起享受过牛津的幸福时光，然后又跟着他颠沛流离，一起吃苦，一起受罪，还要面临眼前的别离。

车还没开，钱锺书一个劲催他们快回去。

他心里太难过，更不想看到他们流泪的样子。

1970年，杨绛也被下放到河南干校。

她走的那天，女儿钱瑗一个人去送她。一个月以前，钱媛的丈夫因为受不了批斗迫害而自杀了。

杨绛心疼女儿，却不能不走。

她一走，就剩下钱瑗一个人在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