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好比初升的太阳，那么这些为拯救万千孩子性命而勇敢探索孜孜以求的科学家，无疑就是那修复希望托起朝阳的巨人。李拉海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将明尼苏达大学医院一下变成了世界心脏外科学的第一重镇，各地的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后来这些学习者中又有不少人续写了辉煌，其中最有名气的一位是来自南非开普敦的外科医生克里斯蒂安·伯纳德（Christiaan Barnard，1922—2001），他1967年的石破天惊之举，再次续写了心脏外科的辉煌。这是后话，且待后面细说。

但李拉海并没有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他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这种方法中，供体的自我平衡机制将自动纠正无数不知名的、由于全身灌注引起的生理学紊乱，这对于供体的健康显然存在潜在威胁（进行交叉循环的45个供体虽然无一例死亡，却有一位母亲由于操作失误发生了不可逆的脑损害，给本有一个先心病孩子的可怜家庭雪上加霜）。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活体交叉循环技术并没有得到广泛开展。因此李拉海预言道：交叉循环的临床经验——尤其是对供体的不良影响，使我们清楚它显然不可能一直作为体外循环技术，为了病人和（尤其是）供体的安全问题，必将会发展出一种超越这项技术的体外循环措施。

于是，包括他本人在内，许多研究者又重新开始重视人工体外循环的研究，在吉本研究的基础上，对心肺机做了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在已被应用到心外手术的技术中，交叉循环是最符合病人生理的技术。放弃一个在生理上近乎完美的技术，转而采用了一个至少目前看来在生理上比交叉循环尚有不足的技术，李拉海医生的这一作为在外科医学史上是令人叹服的。但这又是伦理学压力之下必然的选择，你不能总在每次做手术的时候，都让另一个健康的人冒着一定风险，而且一旦发生重大失败，真的可能是两条命都交代了。

李拉海的预言很快得到了证实。到1958年，仅仅在吉本第一次体外循环下手术成功的五年之后，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的约翰·韦伯斯特·柯克林（John Webster Kirklin，1917—2004）即报道了在梅奥诊所成功地应用梅奥-吉本设备在体外循环进行的245例手术。柯克林改进了吉本的心肺机，发展了安全可行可靠的体外循环措施，取代了交叉循环成为心内直视手术的首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