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集团——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集团，也在苦苦挣扎。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西方，西方在战后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功及其带来的和平与繁荣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但是与苏联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显示出了强大的内部活力。

作为在毛泽东之后中国命运的掌舵人，邓小平是一位思维敏锐、求真务实的政治家。邓小平感觉到外国资本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维持下去的唯一希望。为了吸引外资，中国必须充分利用本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邓小平坚信，西方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模式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尽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经济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系。”1987~1989年，时任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曾经这样描述“改革开放”政策的目的。就字面而言，“改革开放”政策看起来似乎有点儿不合情理：要为国外的资本家在中国剥削中国工人创造条件，而目的却是挽救社会主义体系。但是经济发展的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而且很有效果。

由于采取了“非地方化”（取消对人口流动的限制）的手段，邓小平的政策渐见成效。

外国资本家将生产部分转移到中国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而利润自然会上升。这是吸引外国资本最好的方式。因此，西方资本家开始争先恐后地涌向中国淘金。

“非地方化”对于全球化来说就像珍妮纺织机对工业革命一样重要。珍妮纺织机可以大量生产高质量的棉布产品，产品成本却大幅度降低，普通人都能够消费得起。珍妮纺织机对全球的纺织品市场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使英国开始了快速的资本积累过程。很快，棉布由奢侈品演变为大众消费品，成为随处可见的生产原料和常见的服装材质。相似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非地方化将中国日渐衰退的社会主义经济变成了世界工厂的生产线，任何一种产品都可以以极低廉的成本在中国生产。这样，西方的产品被打上了“中国制造”的烙印，西方开始大规模地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而中国生产出来的产品被送到了地球村的每一个角落。这一过程将一直持续到中国生产成本上涨到市场难以接受为止。

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赢家是外国资本。1995~2003年，中国的出口总值从1 210亿美元上涨至3 650亿美元，其中65%来自于西方企业在华的加工厂。“中国制造”产品的巨额增长要归功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西方国家也从中受益，国内生产总值得到了大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