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全球资本的乐土。其最吸引外国资本家之处还在于，在中国，西方工人通过两个多世纪斗争所赢得的权利可以被忽略不计，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一直保持极为低廉的水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人口实现了自由流动，因此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使劳动力的价格一直很低廉。根据《纽约时报》2004年的一篇报道，中国工人当年的工资水平与1993年相比涨幅微弱。

正如经济学家们所指出，这场劳动力价格竞低之争对于遍布全球的产业工人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非地方化变革使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低廉的工资很快就成为一种全球的标准。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史蒂芬·罗奇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全球劳动力套利”，即公司根据劳动力成本的价格选择厂址。

也正是这个原因，21世纪，很多企业将工厂从中国迁往劳动力价格更具竞争力的越南和老挝。然而，中国的工人更具有职业精神和稀缺的工作品质，这也是外国的雇主不愿意放弃的。因此，雇主试图在未来的产业迁移中对此继续利用。在21世纪前5年，中国成为全球工厂的中心。跨国公司在周边的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国家生产零部件，但是在中国的工厂进行组装。很多外国的资本家甚至将中国工人的这种职业精神和职业技能出口到亚洲市场。一个来自番禺的珠宝镶嵌师向我讲述了他如何应雇主的要求培训印度工人。20年前香港的珠宝业转移到番禺，而现在，当地的产业又向印度转移。这些印度工人在培训之后就返回印度的工厂工作。印度的工厂和原来在番禺的工厂同属一家公司，但是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过快，公司不得不于2009年关闭了中国的工厂。

史蒂芬·罗奇再一次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劳动力价格竞低之争使处于世界不同地方的工人和团体不知不觉地成为竞争对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缺少了马克思笔下的“阶级意识”。

非地方化在抑制发达国家（如美国）就业机会增长方面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在中国或越南生产商品的价格更低廉，我们为什么还要在美国本土生产？很多现代的资本家也是这么想的。这种思维的基础是一种邪恶的机制，就是这一机制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使全球经济根据一种荒唐的国际分工进行重构：西方企业在东方以极低廉的价格生产商品提供西方消费。

劳动力价格竞低之争、缺乏劳动安全、工人无法得到保障，诸如此类在现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有点儿见怪不怪了。对数千万从农村到深圳淘金的打工者来说，这是他们赚钱的唯一机会，也是他们日后返乡过上好日子的唯一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