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们常常把西方的民主同人类历史上三个动荡时期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向西方开放之后导致的苏联解体（苏联的政治改革），中国“文革”时期的大众民主，以及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后导致台湾与大陆不能统一。这样，对于中国人来说，民主就是混乱、缺乏控制的同义词。而柏林墙倒塌之后，西方民主等同于混乱这一论述更是不断强化。

2001年以来，西方民主等于混乱这一论述越来越真实。电视上充满了各种各样“民主”的混乱景象：“民主”的伊拉克战火丛生、鸦片遍地的阿富汗爆炸屡屡发生、阿富汗选举中丑闻不断……电视报道难免使人对民主心存疑虑。

实际上，中国对西方的民主毫无兴趣，因为它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政府深知普选权对于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说似乎更为合适，因为那种国家只是需要选举。而在选举中要遵守法律的规定、不能违背法律的精神，这一点西方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在西方的“超级民主”真人秀中，选择民众最认同的选手是再容易不过的。但是对于民众来说，判断这些选手是否具有民众（而不是政客）认为最不可或缺的精神却不是一件易事。政客是否如他所说的一样诚实？这些参选的政客是否会变得腐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很难回答的。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伊拉克还是阿富汗，普选权对其毫无意义。这些国家身陷战火之中，公民社会的基础被摧毁，数以万计的百姓丧生，甚至更多的人失踪，在这种前提之下，选举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中，法律被当作废纸，毫无用处。要知道法律是唯一可以限制所谓以其名义行事的那些人滥用权力的有力工具。

民主创造规则，法律则确保了规则为人们所遵守，这就是良治政府的基本准则。如果没有法律，规则只是一纸空文。但是当民主变成一种可进口的技术时，对法律尊重的契约精神就成为文化的习得与内化，不可能强加于人。对于亚洲人来说，他们在过去20年中不断纠结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普选权和法治，两者哪一个对迅速发展的国家更为重要？依法治国（如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和民主治国（就像南斯拉夫或卢旺达为代表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哪个更好？

大部分在冷战之后成长起来的人会选择后者，因为在他们眼中，民主意味着经济的进步、资产的增长和财富的增加。然而，现在是我们醒悟的时候了——冷战斗争的焦点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经济。在生活在苏东国家的人脑海中，西方的胜利可以总结为一个等式，即民主等于美国的消费、个人的财富和现代性。对处于转型中、倒向西方民主整体的国家来说的确如此。然而，对于那些站在民主治国竞争的起跑线上的国家来说，重要的不是普选，而是财富的增长。选举对它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