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此类对中国历史的解读，作为中国主要标志的万里长城实际上是一个阻止中国与外界交往的藩篱。对于外部世界来说，万里长城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中国对外部世界也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认为外部世界充满危险。对于中国人来说，了解外面的世界是不正常的、危险和无用的。但是最后，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中国不得不睁眼看世界。这也正是邓小平于1979年做出的决定。因此，仅仅像邓小平一样对毛泽东的功过进行评价（三七开，七分有功，三分有过）还不够，中国必须要打破传统闭关锁国文化的束缚。必须要让中国人暂时忘记百年的屈辱、日本侵华的暴行和台湾还未回归，解放思想，进行改革开放。这几乎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市场马克思主义

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开始。但是当时关于是否建立深圳经济特区的问题，还在中国政府内引起了强烈的争论。这一争论反映了改革派（邓小平的支持者）和保守派（固守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不同观点。

1979年，中共中央和广东省政府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仅有30万居民的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建立了深圳经济特区。选择宝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地理优势——毗邻香港。香港当时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对于中国内地来说却具有重要的作用。香港是连接中国内地与世界的纽带，是中国内地对外贸易的中转站。基于地理优势和政治因素，香港在深圳——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还极为睿智地同英国协商香港回归的事宜。在谈判中，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新模式，也就是说，香港在回归之后还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更重要的是，深圳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试验田。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深圳缺乏建设“市场马克思主义”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但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深圳的建设。因此，中国采取了另一种方法，允许外国在中国投资，招商引资，以此开展深圳的建设。而这一决定也使得邓小平在党内第一次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保守派对这一做法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以澳门为例：最初明朝只是将其租借给葡萄牙人用来晾晒渔网，但是最后却变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保守派认为，邓小平的做法是把人变成了商品，是“割地”（即使很短的时间也不行），丧权辱国。邓小平花了数月的时间才平息了党内的争议，在党内斗争中坚持下来。反对派主要来自于传统的保守派，即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最终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正如中国历史上多次上演的那样，实用主义占了上风。考虑到当时中国缺乏足够的经济和财政实力支持其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利用外资。因此，深圳经济特区就向外国资本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