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道扬镳

面对1989年巨大的政治变化，冰岛坚定地选择了新自由主义道路，奉其为圭臬，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对冲基金。中国则仍然坚持共产主义，远离西方，摸索自己的发展模式。从此，两国在经济上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冷战结束之后，冰岛成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室。在随后的20年中，报纸和杂志上长篇累牍地宣扬冰岛所谓的经济奇迹，他们将冰岛的银行同华尔街的商业巨头相提并论。就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5年，联合国将冰岛列为全球人均收入第二高的国家。冰岛举国为之欢欣鼓舞，当时冰岛把自己的新自由主义实验视为全球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模板。这就是经济危机发生之前政客和媒体每天吹嘘的奇迹。

如果今天你到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你看到的将是另一番景象。到处都挂着出售的牌子，有工作的人屈指可数。冰岛的人均负债额是如此之高，冰岛人对这个数字几乎都麻木了。整个国家都破产了，一夜之间跌落到贫困的谷底，时尚店里空无一人。在经济状况良好时每夜宾客盈门、莺歌燕舞的酒吧现在也是门可罗雀，现在报纸和政客口中都是对冰岛的同情之声。冰岛人只能向世界银行贷款购买捕鱼业所必需的石油及储存牛奶的容器，然后用所存的牛奶制成北欧人最喜欢的黄油进行出口。冰岛的经济再次变成了以农业和渔业为主，而这些产业正是新自由主义所不屑的。

我们再次让时光倒流。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几个月，中国成为世界各地报刊的头条。西方媒体上充斥着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实施行动的新闻。在西方眼里，对中国共产主义集权就是这样的认为。正如之前所言，从那时起，中国就以一个双面的姿态出现在西方人面前：对人类的威胁和受共产主义压迫的民众。这一观点在西方深入人心。

在苏联解体之后，已经大伤元气的西方左翼势力和政党，因为中国再一次受到了打击。它们索性断绝了同共产主义的一切联系，竭尽全力地重新塑造一种“民主”的身份。西方左翼势力和政党这种割裂自身与马克思主义联系的过程始于1989年年初，而不是冷战结束之时。冷战的结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从此之后，中国取代了苏联成为西方的主要敌人。

另外，中国人民也成为西方同情的对象。在西方媒体的种种报道中，中国人成为共产主义极权的牺牲者，西方媒体对中国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中国人被塑造成共产主义极权最新的牺牲品。正如冷战时期一样，在媒体的作用下，西方人对“东方兄弟”感到了无比同情，对一党专政的共产主义政权无比厌恶。而此种判断仅仅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极少的事实而得出的，这一观点成为过去20多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至少是西方的政客和媒体试图维持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