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领域，即使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也把“建国”“富强”等口号整天挂在嘴边。

国家的富强一直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千百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问题是如何才能富强。

严复在1895年后总结洋务运动的失败，就强调富强与贫弱的关键是“自由不自由”。这个总结与现代经济学研究完全是吻合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玛蒂亚·森说：“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①[①亚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富强的关键是自由。”——而在1943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个道理。

蒋介石如何考虑中国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他还是延续了传统的思想，将政府的作用归结于“养民、保民”。自管子以降，中国传统思想就是发展经济，养活子民，教民农战。蒋介石在1943年反复强调的是：“经济以养民为本位”；“经济以计划为必要”，“使资本国有化”，“在工业建设方面，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制度”，并按孙中山提出的办法：“统一而国有之”；由于德国用军事化带动经济发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特别强调要实现“民生与国防之合一”。②[②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总统蒋公言论总集》卷五，第24、26页。]

不但蒋介石这样想，苏联计划经济的貌似成功，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管制经济使国家迅速发展，给中国知识阶层留下深刻印象，甚至马寅初这样对国民党的腐败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著名经济学家，某些地方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对统治者直言不讳，经常严厉批判国民党的错误的经济政策，特别是通货膨胀政策。在经济思想上，马寅初坚持自由经济，要竞争，要保障私有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他接受了德国国家经济学的影响，认为经济要有国家的干预，特别是作为一个贫弱的国家，更需要政府的统制。马寅初也同样受到苏联的影响，认为中国的经济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搞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这在当时的知识阶层颇具代表性。进入三十年代，他就一再鼓吹中国应该实行“统制经济”“管制经济”。马寅初说：“就现在之情形而论，苏俄之统制经济可谓大告成功。”①[①《马寅初全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卷第245页。]

这在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三民主义提出来开始，实行民生主义，就是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都要由政府来办，甚至还包括土地国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反对孙中山的所谓土地国有等政策，后来也有所动摇。把公有作为理想固然有中国传统的影响，但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的反映——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它的社会存在很多弊端，穷富差异、种族问题、妇女的权利等等一再困扰人们，侵犯公民自由现象也屡见不鲜。如何去除这些弊端？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的思想家解决不了。两次世界大战及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暴露得很充分，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的黑暗面，这关系到中国建国的选择问题。而这时候苏联大张旗鼓地宣扬五年计划的成就，中国的思想界迷惑了，很多人愿意在经济上吸取苏联的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