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蒋介石来说，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以德为师”的思想。

他早就对法西斯理论甚感兴趣。1931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决定国家大计的“国民会议”。蒋介石在会议的第一天便提出必须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他认为当时世界各国政府形式互异，而统治理论不外三种。中国应该选择什么呢？他说：

“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①[①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1931年5月5日），《申报》1931年5月6日。]

在如此明确的号令下，他的追随者们便掀起了鼓吹和贯彻法西斯主义的浪潮。于是一批又一批党政军大员被派往德国和意大利考察；德国顾问包括柏林警察总监则请进来盘踞军政要津；决心贯彻法西斯主义，奉蒋介石为唯一领袖的力行社、复兴社等组织纷纷成立，而在这些组织推动下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书刊如雨后春笋。《法西斯蒂及其政治》《法西斯意大利政治制度》《希特勒与国社党》及法西斯蒂小丛书等鼓吹法西斯主义的著作顺利通过国民党图书检查制度大量出版，而其执笔者和组织者竟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室的要员。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执政后，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元气大伤的德国竟在纳粹统治下迅速恢复和发展，更令蒋介石赞慕不已。用蒋介石给希特勒密信中的话来说是：“吾两国国势相仿，目的相同”，“德国民众仰赖大总理（希特勒）坚毅有方领导之力，能于困苦艰难中发奋上进，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之民族地位，良为（中正）之所钦佩也。”②[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蒋氏对德国顾问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和两国关系的建议言听计从。从1934年开始，在以蒋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来改组成为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请以翁文灏、孙越崎等知识精英作智囊。这些技术官僚满腔热情，要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便与德国合作，请德国帮助建设工厂，而以原料偿还。他们的建设思想是要政府投入，搞官办企业。

这就走入了一个误区，客观上对官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实际的结果是发展了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官僚经济。这也是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为国民党走向毁灭埋下了伏笔。

当时，马寅初针对国民党的官僚靠垄断、走私、投机倒把发国难财非常愤慨，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至少要将他们的财产征收一半以上”。作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和参议员，又是国民党党员，出于爱国、爱党，马寅初不断四处去演讲，矛头直指孔祥熙、宋子文，终于触怒蒋介石。蒋下令要将马抓起来，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逮捕他。爪牙们想出一个办法，“请马院长去前线考察”，实际把他关押起来，其后被转送贵州息烽集中营。迫于美国的压力和各界人士及学生的不断抗议，后来才被放回重庆家中软禁，但还是不准他发文章，也不准他公开作报告。直到1944年这些禁令才被冲破。讲富强，却不准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讲话，那不是南辕北辙吗？

政治、经济是密切联系、很难割断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所谓富强自然只能是黄粱美梦。

2003年3月19日星期三

原载《炎黄春秋》2003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