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年蒋介石当上总统以前，其实蒋介石大部分时间不是法定的国家元首。从1925—1948年，国民党政权的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1931年12月规定国家元首是国民政府主席，从1931年12月至1943年8月，担任这个职务的常常是林森而不是蒋介石。蒋介石的主要职务一直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军职，加上国民党中央的执委或主席之类的头衔，但是人人都知道大权在蒋介石手上，不管名分如何，宋美龄是实际的“第一夫人”。

各国的第一夫人大都热心公益事业，树立亲民形象，为夫君广结善缘。除了履行这些传统职责外，这位“第一夫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她还积极参与了不少重要的国务活动。评价她的这些活动，同评价一切政治人物一样，只能有一个标准：是否有利于中国推进民主、自由、法治、现代化，维护国家独立。

西安事变的应对是宋美龄至今仍被人们交口称赞的一件大事。当时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之一，是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张学良冒着生命危险，逼蒋抗日，义薄云天。这是迫不得已的对付独裁者的办法。当时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军事解决，实际要把蒋介石推向死地。共产党内也有好些重要人物赞成把蒋介石杀掉。这些极端主张要是付诸实施，只能导致中国更加激烈的内战，而让日本侵略者得利。斯大林、共产国际纠正了中共的错误主张，而在南京的宋美龄和国民党其他一些领袖则制止了何应钦的错误，毅然带领一批官员飞赴西安，在各方之间斡旋，促进了这一事件和平解决，为各派携手准备抗日战争立了一大功。

张学良在1934年1月从欧洲回来后，就已经直率地向蒋氏夫妇提出了停止内战、进行改革、准备抗日战争的建议。他们的外国顾问端纳也已忠告他们：“中国要想得救，你必须知道真相。这真相就是当官的已经腐败透顶——诈取、腐化、黩武、横征暴敛……”①[①泽勒：《端纳在中国》，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36—338、341页。]蒋氏夫妇不但西安事变前没有把这些箴言听进去，就是西安事变后也没有真正把改革摆到议事日程上，丧失了一个可贵的时机，摧毁了一支有用的抗日军队（东北军）和一个有志于改革的青年将领。至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长期监禁，更是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因为国民政府已经明令赦免张学良。宋美龄知道自己的丈夫对待张学良背信弃义、践踏法治，仅限于在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感情上拉拢，劝导他们夫妇信仰基督教，寻求内心的安宁，显示了自己无可奈何的屈服。

慰劳军队，历来是各国第一夫人和妇女领袖们的工作。宋美龄的可贵之处，是不顾危险，到战火纷飞的阵地慰问将士。1932年10月12日，为到前沿阵地慰问淞沪抗战的士兵，她在车祸中受伤，断了几根肋骨，仍然坚持把慰问品送到前沿阵地并向士兵发表了演说。这样的英勇行为难能可贵。

不过，宋美龄无法超越蒋介石、国民党威权统治体制，而且是这个体制的一根支柱。忘记这一根本点，就无法比较准确勾勒她的形象。

蒋介石视军队为命根子，宋美龄也与军队关系密切。办励志社（军官俱乐部）、遗族学校，卓有成效。但有一件奇事：抗日战争前，宋美龄曾经出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为组建中国空军出力！一个对空军毫无所知的女人担任这个职务，当然是由于夫贵妻荣。她也确实很卖力，协助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将军，购买飞机，培养飞行员，写文章鼓吹航空的重要性，如此等等。延揽陈纳德为顾问，到中国帮助整顿空军，为后来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后来改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奠立了基础，也是其政绩之一。“但是，当端纳和蒋夫人向他揭露空军的勒索丑闻时，蒋介石又拒不清除那些不诚实的人，声称那样会使他失去一支空军。”①[①泽勒：《端纳在中国》，第370页。]于是，宋美龄只好黯然辞职。

权力不受民主、法治约束，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亲友关系的羁绊，是威权统治下的中国贪污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而且腐败的主要根源和最大危险往往在最高层。“宋美龄爱权”，从抗日战争开始，她也成了玩弄权力包庇亲友的高手。孔祥熙一家和宋子文等人，是抗战时期和战后弄权贪污的众矢之的。他们特别是孔祥熙及其子女一再受到宋美龄的包庇。

例如，1948年，国民党山穷水尽，孤注一掷，发行金圆券，进行金融改革。这个举措，冀图搜刮民间的黄金、外币，禁绝走私，控制物价。当时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根源是内战和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不从本源着手，企图用暴力手段搜刮民间资金挹注巨大的军费支出，既是摧毁民生的反动措施，又是注定要失败的。当时，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打虎”——整顿经济秩序，不准私人私存黄金和限制物价，使之固定在8月19日的水平；禁止走私和投机倒把，也是其中内容之一。当查封孔家的杨子公司之际，人心为之一振，为这次演出增加一笔壮烈色彩。可是，孔令侃到南京向姨妈——宋美龄求救，这位第一夫人迫使蒋介石出面训斥小蒋，蒋经国被迫辞职，演出戛然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