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建议中国政府派陈光甫赴美谈判贷款问题。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果然一举成功。在这一阶段，笔者阅读过的有关争取美国援助的记录，都没有提及宋美龄。

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时它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

首先是极力扶持中国。1942年元旦白宫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美、英、苏、中）之一。”同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英美两国都发表声明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英国有所保留，不放弃香港、九龙）。与此同时，决定给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提供大量租借物资；加大对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支持力度；帮助整编中国陆军，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师；应蒋介石的要求，推荐拉铁摩尔为蒋的政治顾问；捧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如此等等。

另一方面，美国又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和腐败非常不满，相应地采取了好些比较强硬的措施。例如，给英国和苏联等国的租借物资，受援国都可自主支配，唯独给中国的由美国政府的代表史迪威控制。又如直截了当要求中国军队打破派系和任人唯亲等腐败现象，甚至要求蒋介石交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由史迪威统一指挥和整编，使之真正成为战胜日本的主力。

美国这些政策和措施后面，是它的宏大的战略安排。在当前，它把中国视为在亚洲的最主要盟国，是战胜日本的主要同盟军。战后则希望中国继续充当主要盟国，扶持中国成为亚洲民主、自由的支柱。1941年2月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到重庆考察，他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现正处于十字路口。它可以发展为一个军事独裁国家，也可以发展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如果我们明智地发挥我们的影响，我们就可以通过发动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朝着后一方向发展……”①[①陶文钊：《中美关系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这些话清晰地表达了美国的战略意图。

1942—1944年间的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实质是贯彻这一战略意图过程中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效率和蒋介石的专制、小集团利益和腐败的矛盾。如果按照国民党的调子，简单地把这一事件看作蒋介石及其政府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那就有美化蒋介石独裁统治之嫌了。这样的认识也无法理解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坚决支持中国收回东北和台湾、澎湖等地的同时，竟建议战后以中国为主，派兵占领日本。不过，美国政府和史迪威过于天真，对改变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的复杂性缺乏认识，因而碰了一个大钉子。后来，美国日益清楚蒋介石政府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罗斯福自己说及中国尚在十七世纪，这样的一个社会要出面担当二十世纪的任务必定力不能继”。②[②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53页。]政策也就相应作了调整。

宋美龄在中美外交上的活动，不过是这个大框架下的小插曲。无论她多么卖力和能言善辩，也改变不了这个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