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哥哥次仁好心地解释说，喇嘛在算卦，刚才还对他说，他在采虫草的时候，穿了别人的衣服，那人不好，那衣服不净，所以以后不要穿了。

我问：算的准吗？

次仁说：准。我知道那个人是谁，我不会再穿他的衣服了。

我更忧虑了，我和次仁身材相仿，经常穿彼此的衣服。我甚至考虑，如果喇嘛说我是那个不好的人，我是该马上打包走人呢，还是该去寺庙祈福消灾。

很快全家人都退了出来，牦牛肉包子来了，喇嘛开始吃饭。我悄悄问曲西的妈妈，这样一次法事要多少钱，阿妈笑着说，随便，随便。后来我打听出来，家里给了五十元。听朋友说，做法事的报酬确实是看家庭情况的，富的多给，穷的少给，甚至不给，喇嘛不太介意。一年总要念那么一两次经的。这也是喇嘛重要的生活来源。

我满心忧郁地坐在阿日身边，喇嘛的念经声和鼓声还在我耳边回响。我又想起在郎木寺的那个黄昏，我饥肠辘辘地坐在寺庙的大经堂前，听到经堂里最后面的大喇嘛发出的金石一般锋利的喉音和最前面小喇嘛有口无心的呀呀念经相映成趣。黄昏和黑夜扭打在一起，牛马为之驻足。人们走上了回家的旅途，我的心随风飘去。

那次，老喇嘛对我说，你祈愿勇敢和智慧，哦，这个愿望很大嘛。

下午，我陪着喇嘛二哥克珠扛木头，偷偷看见曲西小声咳嗽着，不声不响自己去医院了。她的大眼睛郁郁地闪着光。

他的哥哥次仁去打台球了，披着我的脏外套，飘飘扬扬。

这下我释然了，原来那个不净的人，不是我。

今天阳光灿烂，木头兴高采烈地伸懒腰，我丢给阿日一根火腿肠，我不走了，你也快点好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