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假如你在1982年询问一个海洋科学家关于这些珊瑚礁的情况，你肯定会得到一个良好的评估：从遭受飓风打击到人类大量捕捞，这些珊瑚礁在巨大的外力干扰面前表现出了强健的特质。几乎没有迹象显示缓慢丧失的生物多样性正在加重隐藏的脆弱性。

虽然我们在事后洞悉了其中奥妙，但请想想当时管理这样复杂的系统所带来的挑战。各种各样影响着珊瑚礁健康的因素（鱼类、海胆、海藻和人类），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当时还尚未完全被人们理解，同时也是非线性的——一个小变化可导致巨大的后果，反之亦然。在这些因素之间，某些相关性当时还是模糊不清的：在海胆灭绝之前，人们很难说草食鱼类的灭绝会导致什么重大后果，又或根本没关系。不仅如此，近期经历表明珊瑚礁系统能够承受飓风这样规模的冲击，而即便是一个健康的珊瑚礁，也会表现出高度不同的特征。鱼类资源存量时而增长，时而下降——你怎么才能区别到底是正常差异，还是崩溃的前兆呢？

每当我们尝试管理一个各部分存在高度依存关系的复杂系统时，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不论我们是处理鱼类资源还是金融股票，要增强系统整体的恢复力，我们首先需要一种衡量工具，用以对系统整体健康加以考察，而不仅仅只考虑各个部分。如果我们还想继续食用海产品的话，这是必须的。

20世纪50年代，在牙买加珊瑚礁事件发生的同一时期，加利福尼亚州的沙丁鱼产业也遭遇了一次大崩溃。在此之前，当地繁荣的捕鱼业曾为约翰·斯坦贝格的小说《罐头厂街》提供了引人注目的背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加州水域共捕捞了79万吨沙丁鱼用作商业用途；而到了1953年，捕捞量大幅下滑到还不足1.5万吨，降幅达98%。

为解释这种现象，出现了各执一词的两种假设：一种为基于传统的过度捕捞，另一种则归因于注入加州海域的拉尼娜寒流。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数学家、理论生态学家乔治·杉原在对50多年的沙丁鱼幼体数据加以审视后，证明了上述两种理论都是错误的。沙丁鱼数量的急剧减少并非由于捕捞了太多的小鱼，相反，是因为捕捞的大鱼过量。杉原发现，加州工业化捕鱼行为在捕捞成年沙丁鱼方面效率非常高，以至于显著改变了整个鱼群的年龄结构。在1949年和1950年，由于成年沙丁鱼的缺失，大量幼鱼无法繁衍，再加上自然界的额外压力，整个鱼群转向了崩溃。

如果有充足的时间，哪怕遭遇到如此可怕的毁灭性打击，沙丁鱼种群还是有机会自行恢复的。你要是回顾历史，会发现这种打击在生态系统中时有发生。可惜，当年的渔业管理部门在制定规划时基本不考虑这种灾难的发生。20世纪大部分时候，许多国家的渔业管理部门唯一的依据就是最大可持续捕捞数，即从长远来看，为了能够可持续地捕捞某一种水产品，当前最多能捕捞的数量。直到今天，许多国家都还在沿用这种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