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胡克的“事变性人物”与“事变创造性人物”的概念，也许有助于我们从容讨论历史中的大人物。所谓“事变性人物”，即是某人的行动影响了以后事变的发展，如果没有他的这一行动，历史的进程将完全不同，但这种行动也许只是偶然的地位或情况所促成的，譬如那个以手指堵住溃堤孔隙而拯救全城的荷兰儿童；所谓“事变创造性人物”，则是某个改变历史的人物，他的行动乃是其智慧、意志和能力等产生的后果，而非仅仅出于偶然的风云际会，譬如乘坐封闭的列车辗转回国发动十月革命的列宁。

例而观之，民国的八位总统，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可算“事变创造性人物”，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李宗仁只能算“事变性人物”，而曹锟以为自己可以做“事变创造性人物”，实际上连“事变性人物”都不太够格。

但不论品性才能如何，由孙文开端，历任民国总统无不给国民许下承诺。袁世凯在誓言中，要“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黎元洪在誓言中，要“嗣后一切设施，自应谨遵法律办理”；冯国璋在誓言中，要“府院一体，内外同心……但求利国，不计其他”；徐世昌在誓言中，要“适用民生主义，悉力扩张实业”；曹锟在誓言中，要“以法治为根基，以守法为要议”；蒋介石在誓言中，要“向真正的民主而学习”；而李宗仁，这位生不逢时的“代总统”，也同样做出了“进行民主改革，获得民众支持”的承诺。

我们为什么要分析历史中的大人物？因为无论历史还是当下的大人物，几乎都有一种共性：大人物永远急于揽取更大的权力，社会也总是相应地对之委派权力或收回权力。在一个扰攘不宁的社会里，围绕大人物的权力的缩放，总是社会渡过危机或走向危机的关键之一。那么，研究历史中的大人物，在当下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这不是古董迷带着恐怖笑容揭开过去的裹尸布，贪恋变态地亲吻森森枯骨；而是思想者割开自己的手指，将鲜血洒在大人物的骷髅之上，让他们起立行走，带今人找到打开当下墓穴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