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8-1960年间，“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达到500斤”“罗城县36小时产铁26万吨”这样的新闻充斥报端。此期的报纸，刊登的不是新闻，是玄幻小说。玄幻报道与“大跃进”运动结合，生出的只有愚蠢的激情，自欺欺人的幻觉，以及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倒退等恶劣后果。

1961年，根据中央精神，《人民日报》刊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此前跃进浮夸之风拨乱反正。与此同时，报业也迎来了一些新鲜的变化。

一是晚报的兴起。晚报多由机关报改成，主要是为了应对纸张危机。不过，其内容相对更生活化，注重趣味性，与硬邦邦的“日报口味”，略有不同。

另一个变化是副刊的兴起。《人民日报》1961年11月进行改版，新增了副刊，各地方报纸也跟着效仿。

最值得纪念的，是邓拓（笔名马南邨）自1961年起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专栏，后汇成《燕山夜话》出版。《燕山夜话》可说是建国后杂文的第一次猛抬头，作者学识渊博，文笔流畅，娓娓道来，如淌清泉。以今日眼光视之，邓拓只是讲了些常识，或说了些并不激烈的真话，但在那个年代，确实起到不小的启蒙作用，也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我父亲回忆，他当时读《燕山夜话》，彻夜不眠，还抄录了书中大量段落，“觉得比毛主席的文章写得还好”。

此外，1962年《人民日报》副刊开设的杂文专栏《长短录》，在当时也有不错的口碑。这个专栏，报社定的宗旨是“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由吴晗、夏衍、唐弢、廖沫沙、孟超等人撰稿，针砭时弊，纵横古今。

遗憾的是，《燕山夜话》与《长短录》在“文革”期间都被打为“大毒草”，其作者也多遭受迫害，甚至冤死。

要之，60年代早期副刊的兴起，是报界在政治允许范围内小心翼翼的空间拓展，也是对老百姓“真话需求”的部分回馈。但是，此阶段副刊的水平与影响，不能过高估计。如曾彦修所言，其时杂文队伍已极度缩小，“全国加起来恐怕也不过二三十人，而且大多是1957年幸存下来并仍在做一定领导工作的‘消息灵通’人士”，这些人能通过种种渠道打听某种“精神”，然后才王顾左右而言他地写几句。因此，这阶段的副刊杂文，虽偶露锋芒，但更多的是中庸、含混甚至伪饰之作。思想并不能肆意驰骋，真话也不能倾情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