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报业之死：举国若狂

众所周知，“文革”的导火索乃是1965年11月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首先公开号召“文革”的，则是1966年4月《解放军报》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文革”十年，虽然“九大”“十大”前后的新闻路线方针有些不同，但总体来说，中国的报纸彻底降低为宣传品，甚至只是一小撮人的喉舌，而与人民完全划清界限。

这种喉舌，最权威的莫过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若在此列举其荒谬言论、报道，行文将显臃肿，我们只需看一些关键词，均由这“两报一刊”放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保皇派”“批林批孔”“批投降派”“反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

“文革”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报社被冲击、被夺权的现象相当普遍。各派都在抢占“舆论制高点”，甚至因此酿成流血冲突。譬如，1967年1月下旬，内蒙古造反派“呼三司”因其下属组织在《内蒙古日报》的夺权行动中未获内蒙古军区支持，与军区产生对抗，引发绝食静坐、大规模武斗等事件。再如，1967年2月，重庆“反革联派”到重庆日报社抄砸铅版，与“革联”人员发生冲突，死伤10多人。

大量报纸被改为“革委会”的机关报，另一些则被打压甚至停止出版，因为它们是“放毒、造谣的旧报纸”。与此同时，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报纸也一个样，所谓“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梁效”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当时重要社论多出其手）。读这段报史，我只想起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一段话：“任何在骨子里对荣誉保持一定敏感性的正派新闻工作者，完全不能忍受帝国政府新闻部门对待他的方式。新闻工作者被训斥，就像他们还在小学里一样。自然地，这会对新闻工作的前景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任何还有一点儿残存荣誉感的人，将会非常谨慎地不要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文革”十年，举国欲狂。报纸还在，但其灵魂已经死了；报人则连“在”都很难了，他们多受凌辱，乃至冤死。

今日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是范长江奖，冠名此奖的报人范长江，就死在“文革”。1969年，已被长期关押的范长江来到确山县瓦岗乡芦庄五七干校，分在基建队，主要劳动是盖房子。有次，因为干活较慢，60多岁的范长江被监管员一脚从脚手架踹到地上。他一声不吭，艰难站起来，继续爬上脚手架干活。1970年10月23日，他的尸体在五七干校门前菜园边的一口水井中被发现，只着一身单衣，满身伤痕。事后，他被草草掩埋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他的离奇死亡，被定性为“畏罪自杀”。

讽刺的是，“民间办报”在“文革”中却发挥到极致。不过，民间能办的“报纸”只有一种：大字报。在1975年，大字报甚至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人对大字报不无同情与憧憬，认为是言论自由的充分体现。这种观点不值一驳。“文革”大字报的“言论自由”，是一种声音消灭一万种声音的“自由”。鼓吹“文革”“言论自由”的弱智，通常都把自己站在写大字报的一方，于是想当然地跟着就狂欢了。他们从来没想想被写大字报的一方，那些沉默者，被显性或隐性地割舌者。事实上，“文革”中的大字报，可以是勒死无辜者的绳索，可以是多数人的暴政，但恰恰不可以是通往自由的渡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