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若说勇气与智慧，我心中的两个标杆还是《中国青年报》与《南方周末》。前者被视作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后者则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模范。

在80年代，发行量高达300万份的《中国青年报》最有分量的作品是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红黑绿三色报道”。这组报道从歌颂救火政府、赞美救火英雄的老模式中摆脱出来，不发奖章也不唱赞歌，而是直面灾难，深入揭露大火背后的官僚主义和造成火灾的深层原因，创造了全景式报道的范例。整组报道故事性强，有思想深度，成为新闻干预实际政治生活的样本。

这组报道，也可视为80年代新新闻主义在中国大陆兴起之后的代表作。所谓新新闻主义，是指利用实地采访和理性思维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再利用近似于小说的技巧，将报道对象全景再现。在此思潮的影响下，报告文学和新闻特写于80年代大行其道，也成为90年代崛起的深度报道（譬如1995年起《中国青年报》创设的《冰点》专刊、90年代中后期《南方周末》的《特别报道》）的先声。

80年代的《南方周末》，尚未成熟，也没有1995年以后那么勇猛精进，但其创始人左方的办报思路清晰而犀利。他反省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报纸，将之概括为“《真理报》模式”，只管服从“新闻的党性原则”，其表征为：1.只对上负责，不对读者负责；2.不从实践出发办报，办报根据就是党的文件；3.文体僵化，语言假大空；4.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认为传媒不是商品，是工具。对此，左方有四条策略：1.“有可以不讲的真话，但不讲假话”；2.“新闻主攻，副刊主守”；3.先做瓶后酿酒，瓶是新闻形式，酒是新闻自由；4.办报最高境界是从容。这四条在80年代的《南方周末》未能全部体现，真要实现它们，还要等到左方的后任--江艺平主持该报之后。

要之，在此阶段，尤其是整个80年代，中国迎来短暂的文艺复兴，报纸的字里行间也透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息，“想说，会说，敢说，虽然未必能说”，差堪形容此阶段报纸的状况。而在特殊的时刻，那些高贵的报人也经受住了考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为中国报史留下至为血性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