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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奖”评委会的评语里，“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是一句耐人玩味的话，因为，莫言写作的所有秘密，就含藏在这句话里，也正是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探知“诺奖”评委们选择莫言的原因。

莫言用西方人熟悉的技巧，来写符合西方人想象的中国经验。他写人物毫无规矩地乱闹，写他们在酒缸里头撒尿，在娶亲路上颠轿，在高粱地里睡觉，--在西方人的想象中，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中国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崇高而诗意的生活，与中国人是无缘的，高尚而美好的情感，与中国人也是无缘的。正是通过一种简单化的、游戏化的叙事，莫言将中国人写成了心智残缺、情感粗糙、行为幼稚的人，写成了一群对暴力、性、乳房、污秽等充满病态畸恋的一群人。按照赛义德《东方学》理论来理解，莫言的写作正是“被某些支配框架所控制”的写作。在西方的“东方学”的观念中，“阿拉伯人被构想为骑在骆驼上、专门制造恐怖、长着鹰钩鼻的荒淫无耻的好色之徒，他们不劳而获的财富是对人类文明的羞辱。……它不仅认为东方乃为西方而存在，而且认为东方永远凝固在特定的时空之中”。莫言的小说叙事，也是一种符合西方人的“东方学”理念的叙事。在他的文本里，人物没有优雅的谈吐，没有得体的举止，没有高尚的情感，没有诗意的想象，没有智慧的痛苦，没有健全的人格，--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落后野蛮、可笑可鄙的“东方人”而已。

莫言的写作经验，主要来自于对西方小说的简单化模仿，而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创造性继承，或者，换句话说，“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只是其装点性的外在表象，从西方文学趸来的“魔幻现实主义”才是他叙事的经验资源。“魔幻现实主义”激活了他的想象力，但也使他丧失了对“客观性”的敬意和感知能力。他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主观而任性的想象力。由于一味地根据随意的想象来展开叙事，所以，在莫言的小说里，就形成了一种违反逻辑和事理的叙事模式，即人物的情感和行为突然变来变去的“瞬间转换模式”。也就是说，作者常常不是按照人物的性格逻辑和事理逻辑来写人物，而是按照自己主观设计的套路来展开叙事。例如，在《天堂蒜薹之歌》里，金菊本来是豁出命来跟着高马出走的，但是，到了晚上，她的态度却莫名其妙地发生了变化：“白天的事涌上脑中的幕，过去的事也全都回忆了起来，她对夜恐怖对明天恐怖，她感到自己荒唐，她恨高马。”在《檀香刑》里，那个叫眉娘的女人，也是这样喜怒无常，刚才还爱着钱丁，可是，转瞬间，就不可理喻地对他心生恨意，咬牙切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