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西方人熟悉的叙事方式，来叙写人物的符合西方人想象的行为和心理。例如，在《天堂蒜薹之歌》里，莫言这样写高马向金菊表白爱情前的心理活动：“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抓住她的手！高马激动地想着，身上泛起一阵阵幸福的凉意。他侧目直视着离他三步远的地方，那里站着四婶的女儿金菊。我一定要抓住她的手，就像于连·索黑尔在那个乘凉的夜晚里，等待着教堂的钟声，等钟声敲过九响，就大胆地、不顾死活地抓住市长夫人的手一样。等张扣的琴声一响，等张扣唱出第一句歌词时，我就要抓住她的手，要狠狠地抓住，狠狠地捏住，把她的每一个手指头都捏遍！她的脸，圆圆的，像葵花盘子一样圆圆的脸上涂着一层葵花瓣儿般动人的金黄。她身材不高，身材健壮，活像一头小牛犊子。她已经二十岁了。我该行动了。她身上的热量已经辐射到我的身上。张扣咳嗽了一声。高马向金菊的方向移动了一步。他悄悄地移动，他的眼与众人的眼一样，紧盯着张扣。但张扣唱的什么词儿他却一个字也听不到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司汤达《红与黑》的拙劣模仿，对人物心理的简单而虚假的描写。其中，像“她身材不高，身材健壮，活像一头小牛犊子”这种属于人物心理活动范畴的话语，根本不是人物可能有的想象和判断，而是作者自己的腔调和话语；至于“她身上的热量已经辐射到我的身上”的描写，则是纯粹的文艺腔，读来给人一种夸张而肉麻的感觉。

莫言将拉美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割裂为两半。他拿来了应变无方的“魔幻”，却丢弃了带着血丝的“现实主义”。如果非要说莫言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那也不是一种纯粹的、迎难而上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软弱而浮滑的现实主义。表面上看，他善于发现尖锐的现实问题，善于表现冲突性的主题，然而，如果往深里看，你就会发现，莫言在展开叙事的时候，通常会选择这样一种策略，那就是，避开那些重要的、主体性的矛盾冲突，而将叙事的焦点转换到人物的无足轻重的行为和关系上来。

例如，《蛙》的主题是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这无疑是一个新鲜的、重要的主题，也是很容易引起西方读者注意的一个主题。然而，莫言却无意从正面进入，无意通过对真实而丰富的生活细节的描写，来写出中国社会生活内里的样相，而是，将焦点放在封闭的人物的关系和矛盾冲突中，来将生活虚幻化，--这就将叙事的尖锐性钝化了，就将整体性的冲突性弱化为局部性的闹剧性场面。难怪这样一部题材敏感的作品，几乎毫无“敏感性”可言，绝不会让任何人觉得“不自在”。莫言小说叙事的平衡术实在太老练了。而真正的现实主义，就其内在的本质来看，是拒绝“平衡”的，而是倾向于选择一种犀利的、单刀直入的方式来介入现实。莫言抛弃了马尔克斯的“啄食社会腐肉”的“秃鹫”式的猛烈和凌厉，抛弃了拉美现实主义文学的那种充满阳刚之气的犀利和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