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类的悲剧，是人们一眼能看清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都有杜绝、根治的方法，就“形而下”了，读者除过感叹外，再无其他玩味余地。

在比较错综纷杂的形式面前，内容上的紧实，把形式胀得满满的，这形式便随之小了下来。

莫言多数长篇小说的特色，情形都差不多。

一些短篇，也存在类似的缺憾。后来他较受众人赞许的《拇指铐》，情节安排就令人难以置信：通篇写一个极其贫困的孩子，给母亲买药，路上被一个男人莫名其妙地喊住，两只大拇指被这个说“神经”不是“神经”的大人，铐到树上后，不再过问。路过许多人，有人甚至过来问话，所有人最后都是毫无怜惜之心，孩子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如何挣扎、疯狂、绝望，最后倒伏在地，梦见自己投进正孤身生病在床的母亲怀抱的故事，想说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残忍，在即使沟通、没有误会的状况下也能绝情而漠然，专干缺德事，叫人发狂发疯。

假如在荒郊野外，假如母亲不卧病床，假如无人过问，假如不是在人口稠密、乡情简朴的中国社会，发生这一切都很好理解，孩子的体验确实很独特，但并非如此，这些大人的行为也就太异常，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难免会问：这事发生在中国？同情心呢？一个不同情也还罢了，个个不同情，谁能理解？那孩子惨兮兮的，快要死掉的样子，他母亲等着他的药救命，铐在这么一个不算偏僻的路边，任谁见了也会先救人再说，何以不救呢？孩子为何不喊不说，告诉自己和家中情况，求人救命呢？中国的乡村社会再怎么变异，也不到这样。即使发生在中国城市，也很难一见。这哪里是社会？分明是监狱。把监狱中的体验，加在一个孩子身上，加在一个自由人身上，说不通。

因此，这部小说里的人物，不够真实。核心情节的设计，难以立住。冲突和悲剧的力量，随之降低了不少。后来如何写，已不重要。

另一方面，莫言这个带了“生命的血气与蒸气”的“赤裸裸的生命”，以为“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呼唤“野性”，象征或代表了“旗帜和火炬”，这人类种姓退化、生命委顿、血液凝滞的一“种”，才能起死回生，这种想法不可谓不片面、简单。

具体到《红高粱》，戴凤莲在余占鳌杀死了自己公公和丈夫单家父子之后，良心上没有任何反映，她本就是期待的、庆幸的，那个杀人者做了她的床上客，占了单家的财产，两个人都是肆无忌惮。传统的道德、伦理，心里的畏惧、不安，在他们身上毫无体现，这就缺乏人性和历史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