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中国诗论来评论日本汉诗，是切实可行而又轻而易举的，但是套用中国诗论来评论日本固有的民族诗歌 —和歌，就不那么容易、也不那么对路了。在这方面，日本人经历了从“套用”到“活用”的过程。就是首先将汉诗文的评论方法、评价标准，“套用”在和歌上，然后再逐渐地加以调整、改造，以适合和歌的具体情况，也就是由“套用”发展到“活用”。

将汉诗的评判标准套用于和歌，集中体现在公元8世纪藤原滨成的《歌经标式》及此后陆续出现的一系列“歌式”书。流传下来的有四种，后人根据作者分别称为“滨成式”、“喜撰式”、“孙姬式”和“石见女式”，并称“和歌四式”。“歌式”这一名称，显然是套用了唐代皎然的《诗式》，意在为和歌划分体式、特别是套用中国文论的“诗病”、声韵概念，从语言修辞的意义上，明确和歌的各种违反声韵的“歌病”，以便加以规避。为此，于是，“滨成式”提出了“和歌七病”，“喜撰式”提出了“和歌四病”，“孙姬式”则提出了“和歌八病”。实际上，日语与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日语完全没有汉语那样的“韵”，也没有与汉诗相同的“病”。但尽管如此，“和歌四式”套用汉诗的有关规范格式，特别是将中国的声韵理论挪用到和歌创作中，为和歌体式的初步分类寻求根据，也强化了和歌的语言修辞意识，并为和歌的鉴赏与批评提供了基准。在“歌学”形成的初期，这样对汉诗及中国文论的套用，是自然的和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