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论起源于“诗论”（古代日本所谓的“诗”就是汉诗），而诗论则是直接从中国引进的。早在公元7世纪初日本“遣隋使”来中国前，中国的一些书籍，包括文论方面的书籍也通过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随着遣隋使、遣唐使的陆续西渡，到了公元8-9世纪，从两汉到魏晋时代的大量的诗论著作，已经在日本广泛流传。当时日本人之所以对中国诗论之类的书 籍感兴趣，首先是为了学习汉语的需要。当时谁汉语学得好，谁就会受到尊敬，就会受到重用，就有了立身立业的资本。汉语学得好的标志，是会吟诗作赋；要吟诗作赋，就要掌握诗文写作的技巧。由于更多的人无法直接来中国求学，关于诗文的技法技巧、尤其是对日本人来说最难掌握的声韵格律等方面的文章书籍，特别受欢迎。

中国文论引进期集大成的成果，是曾经作为遣唐使来中国留学两年的空海大师（公元774-835年）的《文镜秘府论》一书。《文镜秘府论》及在此基础上精编的《文笔眼心抄》，以音韵修辞为中心，将中国唐代及唐代以前的相关诗文论著加以分类编辑，或全文收录，或部分采撷，或片断拼接。空海注重的是汉诗技法音韵等语言形式方面的论述，而对文以载道等形而上的议论则不甚措意。这一点既考虑到了当时日本人吟诗作赋在汉语学习上的实际需要，也对后来的日本文论特别是话题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后来的日本文论正是承接这样的价值取向，十分关注语言形式、文体样式与法式技巧，围绕具体的作品、具体现象展开评论，而对文学本质论、功用论等哲学、社会学层面的抽象问题则很少关心、很少论述。

在引进中国诗论的同时，日本人对中国文论也开始了模仿、挪用和学习、套用。模仿和挪用最早体现在对汉诗文的评论方面。例如奈良时代的汉诗集《怀风藻序》（公元 752年，作者佚名）、平安时代前期的汉诗集《凌云集序》（公元814年，作者小野岑守）、《经国集序》（公元827年，作者滋野贞主）等，作为日本人的最早一批的评论文章，都直接用汉文写成，在思路与观念上几乎全部挪用中国文论，例如“经国之大业”论、“文质彬彬”论、“风骨”论之类，可以说是中国文论的一个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