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述方式上，日本古代文论具有私人性、非社会性、家传化的特点。

比较而言，西方的文论从古希腊文论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社会化特征，文论家的著述对象，一开始就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包括文论在内的古希腊罗马的学术文化的传播方式，主要是在面向社会的“学园”和面向公众的演说中实现的。印度古代文论依托于社会化的印度教，也具有相当的社会性。中国古代由于采风制度、科举制度等，文学与文论也具有很强的社会化特点，文论作者都有以此立身扬名、经世济民的想法。例如梁代刘勰费尽心血写成的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却没有藏于家中、留给后代，而是千方百计将此书献给朝廷，为此而装作卖书人天天守候在路旁，等待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路过时献上，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日本文论史上是绝对没有的。日本文论属于“歌道”、“艺道”，而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包括各种技艺在内的“艺道”，都具有很强的私秘性，不外传、不示人，只传给特定的继承人。作为日本文学之基础的和歌之学，在日本平安王朝后期逐渐成为一种“家学”，由若干世家名人，对和歌、连歌技法的制定、传承与唱和方式的确立、理论主张的提出等，加以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和歌论、连歌论也带有很强的“家学”色彩。日本文论的题名中大都有“秘府”、“秘传”、“口传”、“秘抄”、“最秘抄”等字样，明确表明了这些书籍和文章的私秘性。更有一些文论家（如世阿弥）常常在书后或文末，特别叮嘱此书为“秘传”，万万不可外传，只传给某某人，如此之类。有的是文论家应特定人士的要求，而将某一问题写成书信，专给特定人士阅读，并叮嘱勿要给别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