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论中的名篇，如源俊赖的《俊赖髓脑》、藤原俊成的《古来风体抄》、藤原定家的《近代秀歌》、《每月抄》等，都是私人通信。到了17世纪后的江户时代，随着书籍作为商品流通，文论著作的这种“家学”性质有所改变，但仍然以“私学”（私人学校、私塾）及私学先生为中心，带有很强的圈子化特征。日本文论的社会化的实现，则是在晚近的明治时代才开始的。

日本文论的家传化、私秘化的著述与流传方式，甚至决定了日本文论在文体上的特点。那就是文论著述的散文化、随笔化。相比而言，西方文论的文体特征是逻辑化、体系化、论辩化的，逻辑性的煽情是其文体的突出特征，这与其公开演说与授业施教的传播方式密切相关；中国文论的文体特点是“美文”化的理论文体，将诗意的辞章与较为严密的义理结合起来，常常表现为侃侃而谈的高头讲章，这与中国文论的社会化阅读与传播方式密切相关。而日本文论的传授对象是特定的、有限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家人或朋友，强烈的逻辑、严谨的布局、华丽的辞藻，反而会使人感到疏远，而轻松散漫的文体，却更有利于“以心传心”，让对方心领神会。纵观日本文论，堪与西方文论相比的纯理论文章非常罕见，中国的《文心雕龙》式的体系性著作，也非常罕见。世阿弥的《风姿花传》是江户时代之前仅有的篇幅较大而且自成系统的著作，但仍然局限于经验总结的层面，理论抽象程度不高。一直到了18世纪后的江户时代后期，由于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使汉文写作成为文人的基本修养，来自中国的朱子学抽象的性理思辨、刚刚传入的西学（“兰学”）的严密的体系架构，对日本文人及其文论著作产生了双重影响。那时期的国学家贺茂真渊、本居宣长，还有歌学家香川景树等人的文论著作，也由传统的随笔性的软性文体，逐渐转化为理论性、论辩性的刚性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