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是因为自然主义在日本的这种综合性与总括性，才使得自然主义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的主潮、自然主义文论成为日本近代文论的主潮。自然主义继承了它前面的启蒙主义文学的革新意识，又排斥了启蒙主义文学的功利论与政治工具论；接受了写实主义文论所主张的客观写实论，认可了写实主义不对社会政治进行批判的柔软姿态，又排斥了写实主义的技法、技巧论；继承了浪漫主义文论所主张的文学与道德无关论、主观想象论、情感表现论，又排斥了浪漫主义文论的理想论、观念论。它的理论概括与文学主张，正好和20世纪初的日本及西方的文化背景、社会心理与文学走势相契合，显示出相当强的先锋性、前卫性特征，同时骨子里又与日本传统的“物哀”、“幽玄”、“寂”的审美传统相联通，故而势头最为强劲，影响最为深远，在其衰微之时也余音不绝，并衍生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文论流派与理论主张。

近代文豪夏目漱石的走向文坛伊始，就表现出了不随自然主义之流俗的特立独行的姿态，他在《文学论》（1907）一书中，提出文学鉴赏中的“非人情”的主张，就是排斥主观的善恶判断，只进行审美判断。在《我的〈草枕〉》（1906）一文中提出了“俳句式的小说”的概念，认为这是“让人淡化现实苦痛、给人以精神慰藉的小说”，西方没有，此前日本也没有，今后应该多多创作。他在《写生文》（1907）一文中，提倡用客观写生的方法进行描写，要求作家在写人物大哭时要做到不与他一起哭泣流泪，面对人物的悲伤痛苦要能以怜惜的微笑来表现自己的同情，也就是站在一种“非人情”的、纯审美的、超越的立场进行创作。在《高滨虚子著〈鸡冠花〉序》（1908）一文中，他进一步在理论上提出了“余裕论”，将小说划分为“有余裕”的小说和“没有余裕”的两种类型，并特别提倡“有余裕”的小说。他认为品茶、浇花是余裕，开玩笑是余裕，以绘画、雕刻为消遣是余裕，钓鱼、唱小曲儿、避暑、泡温泉等都是余裕，而描写这类生活的小说就是“有余裕”的小说，“就是从容不迫的小说，也就是避开非常情况的小说，或者说普通平凡的小说”，亦即具有“禅味”的小说。夏目漱石提出的“余裕论”，意在反抗自然主义文学“没有余裕”、固执于触及人生窘迫生活的作品，这不仅是对沉重、灰色、悲哀、窘迫的自然主义文学风格的逆反与矫正，也具有相当的理论创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