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文论在文本、文体上的显著特点，是文论与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紧密相联。如果把“文论”分为“文学评论”（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两个方面的话，那么日本近代文论的主要成果表现为文学评论，这就使得文论与文学创作更为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从事文论写作并且有成就的人，绝大多数是创作家，而不是专职的评论家。最好的文论文章绝大多数也是作家写出来的，而写得最好、最富有新意和创见的文论文章，也是与创作实践、创作体验密切结合的文章。换言之，日本近代文论的成果主要不是体现在大部头的著作中，而是体现在大量的篇幅相对短小的感悟性的评论文章中，这与西方文论的面貌有所不同。西方文论的写作者兼有作家、理论家和学者，而处于高端的文论家是学者、哲学家与美学家，博大精深的文论著作，同时又是哲学著作与美学著作，而最有理论创见与思想深度的著作，则往往是由专门的理论家、思想家写出来的，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近代的康德、黑格尔、维柯等。而在日本近代文论中，像西方那样的体大精深，具有严整的逻辑体系的独创性的文论著作实在是不多见的。在这方面，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是个例外，它是世界文论中第一部有规模的、体系性的小说论著作（比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还要早些）。日本近代文论中虽然还有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岛村抱月的《新美辞学》等专门的、有一定系统性的长篇大论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往往摹仿西方文体，而又在概念的创制、结构的布局、理论语言的驱使方面，显得拙笨而又吃力。以夏目漱石为例，他的《文学论》、《文学的哲学基础》等大篇幅的著作显得枯燥晦涩，而《写生文》、《高滨虚子著〈鸡冠花〉序》等短篇文论则更有灵动与创见；浪漫主义诗人北村透谷的感悟性文章，远比另外一个浪漫主义者森鸥外的那些玩弄抽象概念的诘屈聱牙的文章更为清新可读。又如在自然主义文论中，岛村抱月的纯学理性的论文，除上文提到的少数几篇文章外，其他的如《论人生观上的自然主义》、《代序?论人生观上的自然主义》、《艺术与生活之间划一线》、《观照即为人生也》等文章常常表述含混、枯涩沉闷，比长谷川天溪的那些感悟性的文章远为逊色。这似乎与日本人善于感悟、拙于抽象思辨的天性有关，也是因为近代文论处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历史积淀不足，沉思不够。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大正、昭和时代，“近代文论”进入“现代文论”时期之后，较大篇幅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但那些著作很少是原创性的博大精深之作，多是将此前西方与日本文论的成果加以条理化，从而形成了教科书类的较为通俗性、普及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