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存在空间的角度看，日本近代文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文论基本上是在所谓“文坛”这一范围内运作的。起初的启蒙功利主义时代“文坛”尚未独立，在写实主义倡导作家主体性与文学独立性之后，无论是在哪种思潮流派的文论中，“文坛”意识都自觉强化起来。“文坛”首先是与“政坛”相区别而言的。在西方，文论家往往是政论家，而在日本，文论家则很少为政论家，他们在政治上基本认同政治家的国体设计。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即不同的文论思潮与流派，在文学问题上虽相互论争，但在国家政治问题上的总体的、最终的立场却保持着惊人的一致。例如，浪漫主义文论的最终的政治立场是日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以高山樗牛为代表），而自然主义文论家也是一样（以长谷川天溪为代表）。因此，与西方文论特别是18世纪前后的文论比较起来，日本近代文论作为一种纯文坛现象，其政治作用与政治功能是非常微弱的。

当然，另一方面，作为近代文论之空间的“文坛”，与日本传统文论的“家学”空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而且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社会性。古代文论中的和歌论、连歌论等基本上是宫廷之学，后来成为被少数显贵家族所垄断的“家学”，能乐论则基本上为能乐世家所垄断与承袭，俳谐论则局限于师徒同门之间的切磋交流，主要传承的方式则是所谓“秘传”的单线传播，因而无法实现社会化。而近代文论的主要传播方式却是向全社会公开发行的商品化的报纸杂志书籍，近代文论家将古代文论的“家学”变成了“公学”，将古代具有身份与阶层限定的“合”与“会”等传播场所，变成了虽具有一定的职业特征、却又面向全社会的所谓“文坛”。另一方面，在“文坛”上展开的理论探索与争鸣往往超出了“文坛”的范围，而与各种社会思潮密切关联、即时呼应，因此，日本近代文论的传播效果与社会效果，在广度上常常是全国性的。例如，关于“文学与自然”“文学与道德”的问题的讨论，关于当今文坛是“极盛”还是“极衰”讨论，坪内逍遥与森鸥外展开的关于文学中的“理想”与“没理想”的论争，北村透谷与山路爱山展开的“文学与人生”关系的讨论，等等，都曾引起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关注。而日本近代文论的有些问题，例如关于政治小说的价值与作用的问题的讨论，不仅在日本国内产生了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中国、朝鲜等邻国。“文坛”化与“社会”化的矛盾统一，是日本近代文论空间存在上的显著特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日本近代文论非常丰富多彩而又富有价值，很有必要加以系统的翻译和研究，近百年来我们也陆续有所译介，可惜数量少、不系统、不成规模。笔者编译的《日本古典文论选译?近代卷》以文学思潮流派为依据，将日本近代文论分为“诗歌戏剧革新改良论”、“政治小说与文学启蒙功利主义文论”、“写实主义文论”、“浪漫主义文论”、“自然主义文论”、“余裕论与私小说?心境小说论”共六个部分，精选出50人的文论文章共计105篇，约80万字，希望出版后能为我国日本文学、文学理论、比较诗学和比较文论的学习与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