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学者已有的研究实践中，有对某些名词概念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语义研究，自然属于以上我所界定的“比较语义学”的范畴。但对西方的“语义学”来说，跨语言、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虽然也有，却不是必要的条件。换言之，在一种语言内部从事语义学研究也完全可行的，并且是语义学研究的主流。而且，欧美世界的语义学研究，即使跨出了某种民族语言的范畴，也是在西方语言系统内部进行的。并且，他们似乎并没有形成“比较语义学”的学科方法论的自觉，而作为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比较语义学”，似乎更是无人提及。

对中国学者来说，从事“比较语义学”具有天然的优势、丰富的资源。

中国与西方各国，特别是与亚洲邻国，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与文学交流关系，细察之下，就可以发现这些交流常常是以某些名词、术语、概念为契合点的。特别是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中，在东方比较文学的框架内，对流转于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各国的汉字名词、概念、术语、范畴等，进行上下左右的比较研究，对中国学者而言是得天独厚的。当我们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由通史、断代史的“线”的研究转向更具体深入的“点”的研究时，最闪亮的“点”之一，可能就是在中外文学交流中形成的若干概念或范畴。

中国学者虽然还没有人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比较语义学”方法概念，但实践走在理论前面，在“语义学”及“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方法论指导下，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在历史文化、政治、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实践中推出了一些成果，很好地体现了“比较语义学”方法的特点与优势。例如，陈建华先生的《革命的现代性—“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一书，从中国古代的“革命”，到西方的“革命”，再到日本的“革命”；从文化文学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作为翻译语的“革命”，到作为本土语言的“革命”，都做了周密的上下左右的关联研究，从而围绕“革命”这个词，生成了一个严密可靠的知识系统。同样，冯天瑜先生的《新语探源—中日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一书，对清末民初在外来影响下一系列汉字术语的生成过程与传播的历史文化背景，都做了细致的比较、分析与研究。冯天瑜先生的另一部著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对中国古代的“封建”概念，日本传统的“封建”概念，作为西欧译词的“封建”概念，都做了横跨东西方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