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已有人注意到了国外的“语义学”、“历史语义学”的研究并加以提倡，武汉大学还专门召开过关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题为《语义的文化变迁》的会议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其中，历史文化语义学的主要提倡者和实践者、武汉大学的冯天瑜教授在收入该书卷首的《“历史文化语义学”刍议》一文中，认为陈寅恪提出的“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名论，昭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精义，历史文化语义学就是要“从历史的纵深度与文化的广延度考析词语及其包蕴的概念生成与演化的规律”。从我国近年来的相关研究的实践上看，在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所谓“关键词”的研究，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研究关键词》书的立意布局，显然都是受到了语义学方法、特别是历史语义学方法的影响。这种方法的运用使相关研究在各个“点”上更为凸现和深化，又具有历史意识的贯穿，故能每每新人耳目。但是，我国现有的许多的“关键词”研究，仅仅是对“语义学”方法的运用，还不是我所说的“比较语义学”。因为不管是中国的训诂学，还是欧洲的语义学，还是当代中国的“关键词”研究，大都是在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体系内进行的。只有当“语义学”研究扩大到跨语言、跨文化的范围，那么“语义学”才能成为“比较语义学”。

我认为，可以将“语义学”的方法加以扩展与改造，使之发展为“比较文学语义学”，可简称“比较语义学”，并将它作为比较文学、特别是东方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比较语义学，更为准确的称谓或许应是“比较词义学”。因为它是对构成语句的最小、最基本单位的“词”的研究，特别是对那些形成了概念乃至范畴的“词”的研究，而主要不是研究那些由一系列词汇构成的语句。不过，鉴于“比较语义学”的称谓已有约定俗成的倾向，所以如此沿用下去也未尝不可。

那么，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比较语义学”是什么呢？就是在跨语言、跨文化的范围与视野中，对同一个概念范畴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文学交流中的生成与演变，进行纵向的梳理与横向的比较，以便对它的起源、形成、运用、演变的历史过程做追根溯源的考古学的研究，描述其内涵的确立过程，寻求其外延的延伸疆界，分析某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展变化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从丰富的语料归纳、分析与比较中，呈现出、构建出相关概念范畴的跨文化生成演变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