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但在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移语”研究与“译语”研究可以分头进行，也可以交叉进行。但是，比较文学中的严格的“比较语义学”的方法，主要运用于同一词语、概念或范畴的跨文化的传播、影响与接受、变异等的研究，而不是完全没有传播、没有影响关系的词语、概念之间的平行比较。例如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中国的“风骨”与西方的“崇高”之类的概念范畴，因互相之间没有传播与流动，则不属于“比较语义学”的适用范围。归根结底，“比较语义学”是国际文学交流史中以词语、概念或范畴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的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的方法。对相关词语、概念或范畴的平行的对比，也应该在事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若不如此界定，则“比较语义学”作为研究方法就会弥漫化、普泛化，并最终失去它的具体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比较语义学”的方法运用到比较文学中，又不同于通常的文学交流史的传播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它要求语言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的交叉，要求对语义做动态的历史分析与静态的逻辑分析，对语义形成流变起重要作用的哲学、宗教、历史等的深度背景，也要予以揭示。因此，“比较语义学”既是一种具体可操作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有着广阔学术视野与深厚思想底蕴的学术观念。

“比较语义学”的方法，对东亚汉字文化圈区域文学的比较研究，尤其适用。

我在近来所做的有关中日文学关系、中日文论关系的相关研究中，也在自觉运用并检验“比较语义学”的方法。在《日本古代文论选译》、《日本近代文论选译》两书的基础上，我又运用“比较语义学”的方法，对中日古典文论的一系列关键概念，进行比较研究。这些概念包括：1.文；2.道；3.心；4.气；5.诚；6.秀；7.体/姿；8.雅；9.艳；10.寂；11.花/实；12.幽玄；13.物哀；14.情/余情；15.风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