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我在《道通为一—日本古典文论中的“道”、“艺道”与中国之“道”》一文中，认为，日本的作为抽象名词的“道”是从中国传入的，但这个“道”在日本却失去了作为本原与终极本体的最高抽象意义，日本古代文论对中国之“道”的理解，受制于日本儒学对“道”的“人道”及“圣人之道”的规定，同时又回避了儒学之“道”中的“性”、“理”的抽象内涵，而专指学问或学艺，“道”由此而与日本古典文论产生了密切关系，并成为日本古典文论的元范畴。由“道”为中心产生了“和歌道”、“连歌道”、“俳谐道”、“能乐道”等一系列相关文论概念，并最终形成了统括性的范畴—“艺道”。再如，《从“文”到“文论”—中日“文论”范畴的构造与成立》一文中，认为：“文”这一概念是中日传统文学深度关联的一个重要的契合点。在中国，“文”的含义有两个基本层次：一是哲学之“文”、二是“文学”之文。在日本，“文”也有两个基本层面，一是文学之“文”，二是语言学之“文”。两国之“文”的含义有一层上下的错位—哲学意义上的“文”能深度融入日本文化，而语言学意义上的“文”在中国很少使用。但在文学的层面上，两国之“文”是完全啮合的，并且成为两国统括各体文学的最高范畴。在“文”及“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文论”这一概念，作为统括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最恰切的范畴，无可替代，对日本传统文学也同样适用。

又如，我在《日本古典文论中的“心”范畴及与中国之关联》一文中指出，日本古代文论中的“心”范畴，涉及到文论中的创作主体论、心词（内容与形式）关系论、审美态度论、主客统一论。日本的“心”、“有心”、“无心”的概念均来自汉语，在语义上接受了中国影响；但在中国，这些主要都是哲学概念而不是文论概念，在日本则主要是文论概念。日本文论中的“心”论及其衍生出来的“心?词”、“歌心”、“有心?无心”等概念，都与中国有关，但相比于中国文论中的“心”论，具有较高的范畴化程度，“心”论在日本古典文论中的地位与作用，也较中国的“心”论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