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上日本人所使用的、在“道”的元初意义上引申出来的“方向”、“方面”、“志向”、“道理”等较为抽象的含义，虽然直接受到了中国之“道”的影响，然与中国的“道”比较而言，还只是“道”的较为形而下的含义。

在这个“道”的使用问题上，日本人长于具象、短于抽象的思维特征，表现得非常显著。

在中国，作为一个哲学、美学与文论之概念的“道”，一开始就带有高度抽象的特征。“道”没有形状、没有边界、没有色彩、没有声音、没有意志、没有指向、没有目的，自然而然，自我运动，不可言说，不可界定。这就是《老子》第四章中所说的：“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之名曰大。”“道”是虚无，同时又是产生万物之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一个最高抽象的道。在中国古典文论中，“道”是客观的本体，“道”与文学的关系是决定者与被决定者的关系。文学本于“道”，从属于“道”，文学只能去表现、体现“道”，才能获得合法性，才有最高的价值。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开篇就是《原道》。“原道”之“原”，就是本原，所谓“道”就是形而上最高抽象的“自然之道”。“原道”就是阐明“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就是要以文学创作来体现“天地之心”，就是论证文学本原于最高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