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原道”之“道”是一个本体论范畴，是客观本体、最高实在。而日本的“艺道”之“道”却主要是一种含有主观精神的技艺。这样，中日两国文论中的“道”，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指向：中国之“道”向外求诸宇宙，日本之“道”向内求诸人心；中国之“道”至大至高，弥漫天地，日本之“道”小而微妙，隐于文学艺术作品之中。用中国之“道”的哲学的眼光来看，将“艺”作为“道”，或用“道”来称谓本来属于技艺范畴的东西，已经不是形而上的“道”，而是形而下的“器”了。而在日本人看来，从事文学艺术的学习，便成为一种求“道”的活动。换言之，日本人是在“艺”中求道，为此就要钻进去各种“艺”中去。“道”是“艺”之道，“道”本身是含在“艺”之中的。换言之，“艺”之外并无“道”。因为在“艺”的追求中一旦有了精神追求与精神境界，文学艺术便成为“道”。这样的“道”其实只相当于中国老庄哲学中的“技”。《庄子?天地》篇云：“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事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在这里，“艺”在“道”、“德”、“事”之后，处在最末的“技”的位置。

而日本人的“艺道”观，却将“艺”提高到了“道”的层面。

无论是日本的“艺道”，还是中国的“原道”，在试图将文学创作、文学欣赏纳入“道”的范畴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纳入“道”都是为了使文艺突破有限的形式，追求主体与客体合一，都是使文艺突破具体的物质载体，而获得精神上的更大价值。然而，中日两国在将文艺纳入“道”的时候，其宗旨、方式、方法、途径和实践效果，却有根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