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强调文学的“原道”，就是要作家形成一种终极关怀、天地观念、宇宙意识，养成一种博大的胸襟与广阔的视野，是为了使创作者立于天地之间，站在历史长河的尽头，“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彩元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成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在空间与时间上追求无限，以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的精神空间，因而中国之道具有宏观性与弥漫性。而日本之“道”表现出微观性、封闭性，他们试图将文学艺术之“道”限制在有限的空间与时间内，在时间上，强调家传之“道”，在空间上，强调文学“沙龙”，即所谓“座”中的临场之道。中国对“道”的把握是“悟”，而“学”只是辅助手段；日本对“道”的把握是“学”，不可把握的“悟”常常被认为是虚幻无稽。正因为中国古典文论之“道”可“悟”，所以中国古典文论强调文学创作中的神思、想象。陆机在《文赋》中对这种想象与神思做了富有诗意的描述：“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刘勰《文心雕龙》云：“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等等。与中国相反，日本的“艺道”看重的是技艺的传承及传承中的精神性，与艺术想象毫无关系，因此日本文论几乎所有的著述篇目，都对艺术想象问题不做任何论述。《古今和歌集?假名序》中有云：“当今之世，喜好华美，人心尚虚，不求由花得果，但求虚饰之歌、梦幻之言。和歌之道，遂堕落于浮华之家。”研究者都认为，所谓的“喜好华美，人心尚虚”是针对喜欢汉诗而言，这一段话正是对当时汉诗流行、和歌遭挤压所表示的不满。在作者看来，汉诗与和歌比较，属于“虚饰”、“梦幻”之言。而“虚幻”、“梦幻”恰恰是艺术想象与夸张的特点。直到现在，日本人在谈论中国国民性的时候，仍有人认为日本文学是真实地描写，有节度地表现感情，而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文学的特点之一，就是“白发一日三千长”的无限夸张。中国人好大，日本人喜小；日本文学中的想象始终不脱离“道”的元初意义上的规定性，即“道路”之“道”（みち），追求的是可见性、技艺性、可操作性、可理解性。而中国文学的想象则往往追求老子所说的“非常道”、不可名之“道”，追求的是发散性、超越性、无限性，即主体高度自由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