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的外在形式、整体风貌这个意义上，又有文论家将“词”置换为“姿”。总之，在日本，“词”与“心”完全是一种文论概念，“心词”关系也形成了形式与内容、内在与外在的矛盾统一关系。而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不仅是一个文论问题，也是一个语言学、哲学问题，所以言意之辨的蕴含较为复杂。日本古代的“心词”之辨仅限于文论范畴，与中国的“言意”之辨相比，日本的“心词”之辨，其论题比中国单纯，表述比中国单纯，内涵也比中国单纯。

在“心”与“词”的关系上，中日两国古典文论都主张以“心（意）”与“词”兼顾。

日本著名作家、歌人鸭长明（1155-约1216）在《无名抄》（1211）中提出：“‘姿’与‘心’相得益彰。”著名歌人、文论家藤原定家（1162-1241）在《每月抄》（1215）中认为：所谓“心”就是“实”，“词”就是“花”。

和歌如果无“心”，那就是无“实”；如果说要以“心”为先，也就等于说可以将“词”看成是次要的；同样，如果说要专注于“词”，那也就等于说无“心”亦可，都有失偏颇，应该将“心”与“词”看成是鸟之双翼。所以他指出：“心与词兼顾，才是优秀的和歌。假如不能将心词兼顾，那么与其缺少‘心’，毋宁稍逊于‘词’。”连歌大师与理论家二条良基（1320-1388）《十问最秘抄》（1383）云：“偏于‘心’则‘词’受损，偏于‘词’则‘心’受损，此事应小心。以‘词花’为要，辞藻华丽而有吸引力，也很有意思；以‘心’为要，用词却牵强粗陋，则不可取。”讲的都是“心词兼顾”的问题。这与中国文论中的相关主张，如梁代刘勰的“情信而辞巧”（《文心雕龙·征圣》、晋代李轨的“事辞相称”（《法言注》）、唐代柳宗元的“言畅而意美”（《杨评事文集后序》）、宋代王巩的“语新意妙”（《闻见近录》）、陈岩肖的“语佳而后意新”（《唐溪诗话》卷下）、陈师道的“语意皆工”（《后山诗话》）等等，如出一辙。

上引藤原定家在主张“心词兼顾”的同时，又说：心与词两者不能兼顾时，“与其缺少‘心’，毋宁稍逊于‘词’”；还说：“不能在歌之‘心’上有创新，只在用‘词’上费心思，若以为这样就可以做出好歌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能弄巧成拙。”是主张以“心”为先，以“词”为辅。同样，二条良基在《连理秘抄》（1351）中也提出：“应以‘心’为第一。”他认为连歌创作“应把‘心’放在第一位，抓住此根本，就可以咏出意趣盎然的歌句。只记得连歌会上的歌句，摭取古人的陈词滥调，不能独出匠心，翻来覆去，无甚趣味。”又说：“‘词’只是表面上的东西。要在‘心’的方面做到神似，才会使寻常的事物显出新意。”这些以“心”为主、以“词”为辅的主张，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以意为主，文辞次之”（宋代刘攽《中山诗话》）之类的主张，也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