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典文论由“以心为主”出发，进一步提出“心深”的概念。例如，藤原公任在《新撰髓脑》（约1041）一书中云：“凡和歌，心深，姿清，赏心悦目者，可谓佳作……‘心’与‘姿’二者兼顾不易，不能兼顾时，应以心为要。假若心不能深，亦须有姿之美也。”这里，藤原公任将“词”由语言扩大为一种形式风貌，称之为“姿”。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强调“以心为要”的同时，提出了“心深”的主张。此后，俳谐大师饭尾宗祇（1421-1502）在《长六文》中，从连歌创作的角度，提出了“心深词美”论。他说：“若想作连歌，就要将古代心深词美的和歌熟稔于心，并能随口吟诵，自然就可得其要领。……和歌是动天地、感鬼神之道，不走正直之途，必定事与愿违。故古人云：‘语近人耳，义贯神明。’此话虽深奥，但无论何人，只要用心至深，必能领受神佛之意。”藤原公任和饭尾宗祇的“心深”的主张，与《古今和歌集?真名序》中的“语近人耳，义贯神明”的意思完全相通。“义贯（贯字一本作通）神明”，就是讲意义要深。“心深”与此前中国唐宋文论中的“意（义）深”、“旨深”等提法，也是一脉相通的。例如，唐代刘知己提出：“辞浅而义深”（《史通?叙事》），宋代王洙主张“意深而语简”（《王氏谈录》），宋代陈岩肖主张“辞壮而旨深”（《唐溪诗话》）等等，都是相同的意思。不过，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深”字，是要求文学作品在“心”、“意”、“旨”方面要深刻，有深意，要凝炼、含蓄、蕴藉。相比而言，日本古典文论中的“深”则主要不是深刻之意，只要求和歌之“心”的表达不要太直露、太直接、太明白，不可一语道尽，而是要讲究“余心”、“余情”，要有象征性，要含蓄、朦胧、暧昧、婉转、幽婉、幽远、幽深，用日本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来概括，就是要“幽玄”。

“心深”的要求，在藤原公任的《和歌九品》中也得到了集中体现。藤原公任以“心”为核心概念与批评标准，将和歌分为“九品”，其中包括“上品”、“中品”、“下品”共三品，这三品再各分三等，共九品，并结合具体的和歌作品加以评析。藤原公任所推崇的最高的品级“上上品”，其特点就是“用词神妙，心有余也。”并举两首和歌为例。例歌一：“只缘新春来，／云雾蒸腾，／吉野山面目朦胧。”例歌二：“明石海湾朝雾中，／小岛若隐若现，／仿佛一叶扁舟。”两首和歌的共同特点就是“用词神妙”，写出了一种暧昧朦胧之美。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藤原公任的“心深”之“深”所指为何。在藤原公任看来，“上上品”的和歌应该是“用词神妙，心有余也”；“上中品”的和歌应是“用词优美，心有余也”。“上下品”的和歌应是“心虽不甚深，亦有可赏玩之处。”这三个品级都要求“心深”，而“中品”则对心之“深”没有要求，例如“中上品”是“心词流丽，趣味盎然。”有“心”即可。“下中品”则是“对和歌之心并非完全无知。”而“下下品”则完全谈不上有“心”了，是“词不达意，兴味索然”。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藤原公任《和歌九品》以“心”与“词”一对范畴来给和歌品级的思路与做法，与中国五代宋初时期的诗人文彧（生卒年不详）的《文彧诗格》的思路与做法十分相似。文彧以“意”与“句”为一对范畴，将诗歌分为“句到意不到”、“意到句不到”、“意句俱到”和“意句俱不到”四种类型，其中，文或所谓的“意”相当于藤原公任的“心”，“句”则相当于藤原公任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