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中国之“文”是渐渐由语言学意义上的“辞”向文学演进的。人们对“文”的认识渐渐由实用性向审美性发展，于是，被修饰的“文”与朴素的“词”就有了分别，所以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词，不以词害意也。”明确将“文”与“词”（辞）加以区分。而经过修饰美化的辞，又被称为“文辞”。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清叶燮《原诗·内篇上》解释此句说：“古称非文辞不为功。文词者，斐然之章采也。”更进一步，将“文辞”再加修饰，又有“文采”一词，指华丽的文辞。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云：“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驭文采矣。”又说：“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既有了讲究修辞的“文”即“文采”，也就会有不太讲究文采的“文”，于是“文”又有“文”与“质”的风格之分，并产生了“文质”的概念。从“文”的谋篇布局的角度说，“文”还衍生出了“文章”一词，指有一定体制结构的系统之“文”。“文章”又有不同体裁样式，于是“文”又衍生出“文体”。有了“文章”，并且有了不同文体的文章，就有了研究它们的学问，称为“文学”。《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文学”是孔子施教的四科之一，到后来，“文学”的内涵逐渐由笼统的“文章之学”向狭义的“文学”转变。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云：“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此处“文学”是广义上的概念。到了清代刘熙载的《艺概》，遂有了“儒学、史学、玄学、文学”的分别。从此，研究“文”的“学”才叫“文学”，它有别于作为文史之学的儒学、史学与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