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仅如此，“幽玄”概念的成立，还有一个更大更深刻的动机和背景，那就是促使和歌及在和歌基础上生成的“连歌”，还有在民间杂艺基础上形成的“能乐”实现雅化与神圣化，并通过神圣化与雅化这两个途径，使“歌学”上升为“歌道”或“连歌道”，使能乐上升为“能艺之道”即“艺道”。

首先是和歌的神圣化。本来，“幽玄”在中国就是作为一个宗教哲学词汇而使用的，在日本，“幽玄”的使用一开始就和神圣性联系在一起了。上述的《古今和歌集?真名序》中所谓“或事关神异，或兴入幽玄”，就暗示了“幽玄”与“神异”、佛教的关系。一方面，和歌与歌学需要寻求佛教哲学的支撑，另一方面佛教也需要借助和歌来求道悟道。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的日本中世，佛教日益普及，“幽玄”也最被人所推崇。如果说此前的奈良、平安朝的佛教主要是在社会上层流行，佛教对人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生活风俗与行为的层面，那么镰仓时代以后，佛教与日本的神道教结合，开始普济于社会的中下层，并渗透于人们的世界观、审美观中。任何事物要想有宇宙感、深度感、有含蕴性，就必然要有佛教的渗透。在这种背景下，僧侣文学、隐逸文学成为那个时代最有深度、最富有神圣性的文学，故而成为中世文学的主流。在和歌方面，中世歌人、歌学家都笃信佛教，例如，在“歌合”（赛歌会）的“判词”（评语）中大量使用“幽玄”一词、并奠定了“幽玄”语义之基础的藤原基俊（法号觉舜）、藤原俊成（出家后取法名释阿）、藤原定家（出家后取法名明净），对“幽玄”做过系统阐释的雅长明、正彻、心敬等人，都是僧人。在能乐论中，全面提倡“幽玄”的世阿弥与其女婿禅竹等人都笃信佛教，特别是禅竹，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将佛教哲理导入其能乐论，使能乐论获得了幽深的宗教哲学基础。因而，正如汉诗中的“以禅喻诗”曾经是一种时代风气一样，在日本中世的歌论、能乐论中，“以佛喻幽玄”是“幽玄”论的共同特征。他们有意识地将“幽玄”置于佛教观念中加以阐释，有时哪怕是生搬硬套也在所不辞。对于这种现象，日本现代著名学者能势朝次在《幽玄论》一书中有精到的概括，他写道：

……事实是，在爱用“幽玄”这个词的时代，当时的社会思潮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强烈地憧憬着那些高远的、无限的、有深意的事物。我国中世时代的特征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