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着中世精神生活的是佛教。然而佛教并不是单纯教导人们世间无常、厌离秽土、欣求净土，而是在无常的现世中，在那些行为实践的方面，引导人们领悟到恒久的生命并加以把握。……要求人们把一味向外投射的眼光收回来，转而凝视自己的内心，以激发心中的灵性为指归。……艺术鉴赏者也必须超越形式上的美，深入艺术之堂奥，探求艺术之神圣。因而，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美，用“幽玄”这个词来表述，是最为贴切的。所谓“幽玄”，就是超越形式、深入内部生命的神圣之美。

“幽玄”所具有的宗教的神圣化，也必然要求“入幽玄之境”者脱掉俗气、追求典雅、优雅。换言之，不脱俗、不雅化，就不能“入幽玄之境”，这是“幽玄”的又一个必然要求，而脱俗与雅化则是日本文学贵族化的根本途径。

日本文学贵族化与雅化的第一个阶段，是将民间文学加以整理以去粗取精。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宫廷文人收集整理民间古歌，编辑了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这是将民间俗文学加以雅化的第一个步骤。又在10世纪初由天皇诏令，将《万叶集》中较为高雅的作品再加筛选，并优选新作，编成了第二部和歌总集《古今和歌集》。到了1205年，则编纂出了全面体现“幽玄”理想的《新古今和歌集》。另一方面，在高雅的和歌的直接影响与熏陶下，一些贵族文人写出了一大批描写贵族情感生活的和歌与散文相间的叙事作品—物语。在和歌与物语创作繁荣的基础上，形成了平安王朝时代以宫廷贵族的审美趣味为主导的审美思潮—“物哀”。说到底，“物哀”的本质就是通过人情的纯粹化表现，使文学脱俗、雅化。进入中世时代后，以上层武士与僧侣为主体的新贵阶层，努力继承和模仿王朝贵族文化，使自己的创作保持贵族的高雅。这种审美趣味与理想，就集中体现在“幽玄”这个概念中。可以说，“幽玄”是继“物哀”之后，日本文学史上的第二波审美主潮。两相比较，“物哀”侧重于情感修养，多体现于男女交往及恋情中；“幽玄”则是“情”与“意”皆修，更注重个人内在的精神涵养。相比之下，“物哀”因其情趣化、情感化的特质，在当时并没有被明确概念化、范畴化，直到18世纪才有本居宣长等“国学家”加以系统的阐发。而“幽玄”一开始概念的自觉程度就比较高，渗透度与普及度也更大。在当时频频举行的“歌合”与连歌会上，“幽玄”每每成为和歌“判词”的主题词；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有人使用“幽玄”一词来评价那些高雅的举止、典雅的贵族趣味、含蓄蕴藉的事物或优美的作品，而且往往与“离凡俗”、“非凡俗”之类的评语连在一起使用。（对此，日本学者能势朝次先生在他的《幽玄论》中都有具体的文献学的列举。读者可以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