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步调激发思想的节奏，行经的景观也会刺激思绪的内容或与之产生共鸣。这种内外掩映创造出一种奇特的调和，显示人的心灵也是某种景观，而走路正是观赏该景观的一种方式。正如思维比起劳作更像是一种旅行，一个新意念经常反映出常在此景观的某种特色。如此我们便印证了，行走的历史和思想的历史有相辅相成的一面；思想活动无法追踪，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却是不辩自明的。走路也可以想象成是一种视觉活动，每一趟行走都是一段观光旅游，行者可以尽情观赏与思考周边景物，将新信息内化为已知信息。也许这便是走路对思想家独具功效的道理所在吧！长途跋涉与环球旅行中所能收获到的惊喜、解放与澄清，亦可得自于居家四周的散步。或许我们应将走路称为行动，而非旅行，因为一个人可以绕着圈子打转，或黏在椅子上环游世界。不过对某些漫游者而言，身体的行动是必需的，车船或飞机无法给予他们同等的满足。只有行动中的漫游以及漫游中所观赏的景物才能激发他们心灵的活动。这也是行走即难以界定又内涵丰富的原因所在：它不但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一段旅程，也是目的地。

行者与建筑

卢梭在《忏悔录》一书中评论：“我只有走路时才能思考。一旦停下脚步，我便停止思考；我的心灵只跟随两腿运思。”走路的历史比人类的历史还要久远，但若把它界定为有意识的文化行为而非达到终点的一项方式的话，走路在欧洲只有几世纪的历史，而卢梭首开其端。这段历史始于十八世纪不同人物的步履，但文人们却牵强附会，将走路推崇为希腊人的贡献。比如古怪的英格兰革命家、作家约翰·赛华尔，便写了一本长篇累牍的巨著《逍遥行》，结合了卢梭浪漫主义与似是而非的古典传统。他在书中评论道：“至少有一点我可以大言不惭，我和古代圣贤一样朴素：我在行走之际沉思。”自从一七九三年他的书问世后，很多人做过同样的叙述，使古人边走边想成为一种稳固的概念，甚至此种印象也成了文化史的一部分：身着长袍的男子口吐智慧之语，神情严肃地行走在单调的中古世纪风景中，周遭伫立着大理石石柱。

这个信念是由建筑和语言的巧遇而形成的。当亚里士多德打算在雅典设立一所学校时，雅典城拨了一块地给他。菲利克斯·格雷夫在阐述这所学校的历史时写道：“那儿有阿波罗和缪斯女神的神殿，或许还有其他较小的建筑……一条搭有顶棚的柱廊通往阿波罗神殿，或许还衔接缪斯女神神殿；至于那柱廊是原有的还是当时新建的，则不得而知了。该校的名字就是由那条柱廊或走路（peripatos）而来，据推测，该柱廊最初是学生聚集与老师演讲的场所。因为他们在该处来回行走，后来大家就传说，亚里士多德本人在演讲和教学时是来回走动的。”那批来自该校的哲学家便被称为逍遥派哲学家，或逍遥学派；而在英语中，peripatetic意指“一个习惯于走路、到处行走的人。”就此，peripatetic philosophers这个名称便结合了思考与走路。除了这个在一所附设柱廊的阿波罗神殿中设立一所哲学学校的巧合外，思考和走路的结合还有另一段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