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彼得·詹金斯在《国家地理杂志》的支持下越过美国逾三千英里路，越野远征已成美国男人成长仪式，尽管那时的旅行媒介常常是汽车。越过大陆似乎是拥抱或围绕大陆的象征。最近重映的电影《逍遥骑士》似乎就是从杰克·凯鲁亚克公路故事中撷取的灵感。凯氏的公路故事更像旅游书。詹金斯出发寻求社会际遇；不像缪尔寻找的美国，詹金斯寻找的美国是由人而非地方组成的。跟华兹华斯在不断与人接触中急于诉说他们的故事一样，詹金斯喜欢听他遇见的人讲故事，并在《穿越美国》及《穿越美国Ⅱ》中诉说他们的故事。部分是为了反抗当时年轻激进分子的反美国主义，詹金斯的旅程将自己带入与南方白种人的亲密接触与友谊。他在旅程中与依靠土地生活的阿帕拉契山脉人住在一起，与贫穷黑人家庭同住数周，在路易斯安那与一名南方施洗者坠入爱河、经历一次宗教谈话、与这女人结婚、几月后与她一起重启步伐、抵达奥勒冈海岸，成为与出发时完全不同的一个人。在这场生命的旅程中，詹金斯漫步前行。

长途步行文学一直在走下坡路。近坡底时产生了由健行者所写的书，他们未必是作家。因为锦笔与铁骨的混合似乎非常罕见。我读过的当代长途步行者中最使人深刻印象的是罗宾·戴维森，她在《路》--一本由《国家地理杂志》赞助、详述她与三只骆驼从澳洲内地到海边跋涉一千七百英里的书中对步行有出色的叙述。在书中，她解释旅行对心灵的影响：“奇怪的事在你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每天跋涉二十英里时发生。这些事只有你回顾时才完全意识到。我记起过去发生的每件事和与事件相关的所有人。我记起童年时曾进行或偷听谈话的每个字，如此我能以疏离的态度审视这些谈话，仿佛发生在别人身上。我重新发现，了解死去已久、被遗忘的人……我很快乐。”她以一种很少人拥有的极端体验将我们带回哲学家、步行散文家的领域，探讨步行和心灵间的关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似乎是长途步行的黄金时代；詹金斯、戴维森、艾伦·布斯都在七十年代中期出发。布斯的《佐田之路：行走日本两千英里》是步行文学的里程碑。身为一位在日本住了七年，精通当地语言和文化的英国人，布斯十分幽默、谦逊。他喜欢与各地的人们展开幽默的谈话。他热情地描述他的旅行--脏袜子、温泉、清酒、闷热的天气、好色之徒。他挖苦道：“在这个相当发达的国家，居民们怀疑地看待行走者，并让他们的狗也如此。”但他依旧步行。然而像大部分旅游者一样，《佐田之路》并不真正关于行走。也就是说，《佐田之路》不是关于行动而是关于遭遇，正如《千里海湾行》关于植物学和自然美景，《在路上》和《逍遥骑士》则关于自我暗示与内在动力。步行只是将遭遇增至最大限度，成为测试身体和灵魂的手段。

而这种测试在费欧娜·坎贝尔步行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她的书《绕行世界》所叙述，身为一名粗暴军官之女，她似乎是以旅程向父亲证明自己，尽管她的步行与她妹妹的厌食症同属于执迷性活动。一九八三年十六岁的坎贝尔在伦敦《晚间标准报》赞助下顺利行走英国，并为一家医院募款。然后她环游世界：“金氏纪录将绕行世界定义为在同一个地方开始和结束、越过四大洲、走过至少一万六千英里。”两年后她前往美国，五年后漫步澳洲，八年后畅行非洲，十一年后从西班牙奔赴英伦海峡。她的行程充满断裂，唯有叙述将行程连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