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纳洛威茨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纽约类似盖伊的十八世纪初伦敦。彼时伦敦像出自贺加斯笔下的酒吧巷，艾滋病、游民增加、吸毒者四处游荡，且治安极差，因此富人害怕纽约街道，就像伦敦富人会害怕伦敦街道一样。沃纳洛威茨写道他看见“长腿和钉满大钉的靴子和高雅的高跟鞋，三名妓女突然包围一位商人，她们说：‘来吧，甜心。’并摩擦他的……其中一位妓女夺去他的皮夹，她们一个个散去，他则继续咯咯地笑”。我们仿佛回到夺去男人的银手套、鼻烟壶、假发的摩尔·弗兰德斯。他描写了因营养不良、无家可归而痛苦住在街上直到十八岁的岁月：“我在做童妓的日子，曾三次差点死于嫖客之手，离开街之后……我在别人面前不谈这件事……直到我拿起笔，将这段经历写在纸上，形象和感觉的分量才出来。”“离开街”：这词汇将所有街道描述成一条街道，街道是一世界，有自己的市民、法律、语言。街道是人们逃离创伤的世界。

《接近刀刃：离散回忆录》的章节之一，《身为美国的同性恋者：离散日记》是步行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都市街上同性恋者的用处的记事，就像《傲慢与偏见》是步行对二十世纪前乡村淑女用处的记事一样。“我走过这些走廊，这里的窗砸开一片垂死的天空，寂静的风追随孩子的脚踝，当他突然跨越十栋房子外的一个门框。”故事这样开始。他追随孩子进入房间对他鸡奸，这房间类似他过去巡游的长码头和仓库。几段后他的行走变成对朋友--死于艾滋的摄影师彼得·胡加尔--的哀悼：“我在他死后漫步街道数小时，经过聚集的黑暗和交通，走入贫民窟，在那里，流浪汉充斥街道，狗撕裂门廊旁发出恶臭的垃圾……我转身离开，走回交通灰雾并精疲力竭，身边走过一个骨瘦如柴、拖着孱弱身体在人行道上散步的妓女。”他遇见一位朋友--“凌晨两点在第二大道上的人”--他告诉他有个人因是同性恋者而在西街被一车来自纽泽西的小孩痛打的事。然后是他的迭句：“我来此走廊二十七次，我只看到冷冷的白墙。一只手慢慢地摩擦过一张脸，但我的手是空的。拖着带蓝色的影子在房间来回走动，我觉得虚弱……”他的城市不是地狱而是地狱边缘、不安的灵魂永远摇摆不定的地方，只有热情、友谊、洞察的能力使他脱离地狱边缘。

我自十多岁起便开始走我城市的街道，走得实在够久，以致它们和我都变了。青少年时，“现在”仿佛是永恒的炼狱，彼时的焦灼步伐逐渐成长为富有节奏的步履。这些数不胜数的脚步使我不再紧张、孤独与贫瘠。而我的步行常常成为对我自己和城市历史的审视。空地变成新大厦，老酒吧被爵士酒吧取代，卡斯特罗街的迪斯科舞厅变成维他命店，所有街道和小区都改变了面貌。连我自己的小区也改变甚多，仿佛我已迁居两三回似的。我测量的都市行走者暗示一种行走尺度，在那上面，我已从光谱上金斯伯格·沃纳洛威茨的一端移向弗吉尼亚·伍尔芙那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