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地位的上升，孙武独断专横的作风也日渐暴露，他不但居功自傲，而且还不时排挤打压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就连同属“共进会”的同志，也不例外。孙武的做法引起了部分革命党人的极大不满，他们私下里议论孙武：“做了几天新官就瞧不起人，要是长久下去，那还得了吗？”

没过多久，黄申芗也加入了这部分人，并进而成为“倒孙”事件的主要谋划者和实际领导者。这，恐怕是孙、黄二人相交之初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孙武生于1880年，曾入武备学堂从习军事，后任湖南新军教练，并于庚子年参与唐才常“自立军”举义。据说，孙武在湖北发展革命时，常有人误认为他是孙文（即孙中山）之弟，而孙武亦笑而不语，不多作辩白。

孙、黄之交，渊源颇早。1906年，“日知会”成立，孙、黄均为这个革命团体的会员。“日知会”被破坏后，孙武流亡日本。在日期间，孙武先是加入了同盟会，后因不满孙中山、黄兴专注于华南起义的做法，而于1907年8月与四川张百祥、湖南焦达峰、江西邓文翚等人在日本东京另组“共进会”，准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联络会党发动反清起义。1908年后，孙武回国，随即以“共进会”的名义在湖北开展革命活动。

在运动会党与革命士兵的过程中，孙武再度与黄申芗重逢，而后者此时已是湖北革命团体“群治学社”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前均是“日知会”会员，孙武随即邀请黄申芗加入“共进会”。此后，“群治学社”中的一些鄂籍成员也陆续加入。在黄申芗的引荐下，其他一些革命小团体如黄元吉、汤舜卿的“文学研究社”，丁仁杰、萧国宝的“自治团”，李建中、梁维亚的“武德自治社”，向海潜、李绍白的“群英会”等也都相继加入了“共进会”。

1910年4月，湖南长沙发生“抢米”风潮，“群治学社”打算趁机发难，后因消息走漏而事败。作为“群治学社”的主要负责人，黄申芗逃亡上海，“群治学社”也被迫易名为“振武学社”，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到上千人。

黎元洪时任湖北新军协统，他探得“振武学社”的消息后，为防止事变，便将社长杨玉鹏开除出营。“振武学社”又被迫更名为“文学社”，蒋翊武被推为社长。至1911年7月，“文学社”成员已近三千人。

与此同时，孙武、张振武等人领导的“共进会”也在湖北新军及会党中联络了两千余人，成为与“文学社”并存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经数次会谈，湖北的两大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就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夕，“文学社”与“共进会”举行联席会议并建立了统一的指挥系统，孙武被推为起义部队的参谋长。革命成功后，他当上了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长，算是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