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申芗却没有这样的幸运。论资历，他是“文学社”前身“群治学社”的主要负责人，与孙武同时参加过“日知会”，称他为资深的革命元老也不为过。可革命爆发时，黄申芗因清廷的通缉而流亡上海、安徽、江西等地。待他赶回武昌，军政府中的座次早已排定，这位首义的“迟到者”，仅被委任为民军第七协第十四标统带。

按理，孙、黄交往甚早，先前的合作也算融洽，应有一番旧谊。但黄申芗去军务部向老朋友、新上司孙武致谢（“谢委”）时，孙武却打着双赤脚，大咧咧地坐着，昂然不动，傲气逼人。见黄申芗来后，他只远远地问道：“你来了--很好。委札接到没有？”黄申芗不曾想自己会受到如此待遇，只好强忍怒气说：“接到了。我特来谢你的。”孙武对黄申芗的态度很不满意，他哼了一声，说：“标统不小啊，在满清，那是要戴蓝顶子[1]的，你要好生的干，听着没有？”

黄申芗出去后，气得肺都要炸了，他跟身边的人愤恨地说：“尧卿（孙武的字）得意忘形，连老朋友都不放在眼里--我非杀了他不可！”

经多次苦战后，黄申芗升任第八协统领，不久又调任湖北副总统府近卫军第二协统领，负责武昌城内的治安和都督府的保卫工作。令黄申芗感到恼火的是，近卫军统制高尚志原是他主持“共进会”会务期间亲自任命的十二个“大都尉”之一，其资历与能力远不能与自己相提并论，如今却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由此，黄申芗不免心怀不满，并认为这是孙武在背后故意捣鬼。

同志间的猜疑加上孙武的跋扈，最终引发了前文所述的这场大风潮。事后，逃到汉口的孙武开始还口口声声地说要调兵平乱，但此时他早已失去了革命士兵的支持。在根本无兵可调的情况下，孙武不得不发表辞职声明，滚蛋了事。

此时，湖北都督、临时副总统黎元洪正冷眼旁观。革命党人出现内讧，这是他所乐见的，原因很简单：黎元洪的人品固然不坏，但他只是一名循规蹈矩的旧军官，而决非以身搏命的革命者，对于革命或者说造反这种勾当，他始终心有抵触，甚至深恶痛绝。就在举义当晚，他还亲手杀死了前来联络革命的工程营士兵周荣棠。

至于那些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起事的革命者，他们对这位逼出来的前清协统也无好感，只是起义时事起仓促，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才匆忙间将公器相授，一旦危机过去，迟早还要闹出乱子乃至搞“二次革命”甚至“三次革命”的。

武昌起义胜利后，黎元洪虽然被推为湖北都督，但当时坐镇武汉的主要军事将领其实是人称“首义三武”的孙武、张振武和蒋翊武。在革命形势尚未明朗之前，“三武”尚能与黎元洪通力合作，但在民国成立、各地局势日趋稳定后，军政府内部甚至革命党内部就不免罅隙丛生并明争暗斗了。